赵应仙他们的马帮拉成一条直线逶迤盘桓在山路上，挂在骡马脖颈上的铜铃随着骡马的迈步而有节奏地叮当作响，宁静的山间回荡着清脆、悠远的铃声。马蹄铁踏在石头上的声响则沉闷而厚重。这铃声和马蹄的得得声几乎就是茶马古道的标识。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别的商路像这样走的全是马帮。

　　赵应仙虽然名为这支马帮队伍的最高管事，拿马帮的行话来说，就是这支马帮的“锅头”，但这支马帮并不属于他本人所有，他也很少过问马帮本身的事务，他只是他所受雇的商号的代理人，负责将货物在滇藏茶马古道上运来运去。货物自有商号采买和销售，上路后，骡马和它们所驮运的货物，自有赶马人照料。马帮有着自己严格的规矩。

　　在当时的云南，商号与马帮之间已形成了具有现代特征的商业关系。

　　在中国古代，官方驿制的时兴时废一直是交通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大问题。已故谭其骧先生认为，在明代末年，崇桢削减裁撤官方驿站甚至成了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清末到民国初期，云南官办驿运的衰落大体已成定局，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

　　在这一时期，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多者有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头。在一些小范围区域之间，更有无数小马帮营建起蛛网般的运输线，将物资的运输交流几乎覆盖到每一个村寨。有的马帮在川滇黔桂藏作跨省运输，甚至常年往返于印度、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家，有的在省内外，国内外与火车、汽车进行货物接转运输。于是，马帮形成为有特定组织形式和营运管理制度，以及约定俗成的运作方式方法的专业化运输集团，类似于今天的运输公司。有人甚至将一些规模庞大的马帮称为“马帮托拉斯”。

　　马帮商团化的出现，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

　　一队马帮一般来说由“锅头”、赶马人和一定数量的骡马组成。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赶马人是锅头的雇佣劳动者，可以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契约，自由地参加或脱离各个马帮。马帮中赶马人所使用的骡马，有的属于商号所有，由锅头经营管理，有的是锅头所有。在这两种情况下，赶马人就纯粹是雇工了；但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赶马人是自带骡马入伙，加入到马帮中，这样他们就兼有了雇工和股东的两重身份，同时赚有属于他们的两份收入：一份工钱，一份红利。

　　马帮商团化还有一个特点，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有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马锅头经常与商号密切合作，互成大富。像滇西著名的巨富“永昌号”创始人严子祥就是如此兴家立业的，所以他终生不忘马帮对他发迹的促进作用，常常告诫他的后代，要把赶马人视为“衣食父母”。

　　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有些马锅头在搞运输发了财以后，也将资金用于兼营工商业，形成了自产、自运、自销的经营方式，虽然规模无法与大商号相比，但与那些家大业大、专业化、商团化的马帮一起，对云南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茶马古道一线，早在清代，丽江纳西族李悦、杨永蠼、李鸿旭、杨恺（开）、王树桐、李继斋、赖耀彩、李鸿芬、和瑛、周景汤、杨子祥、李达三、杨崇兴等人的商号和马帮就已经形成规模，资本都在云南半开万元以上，有的多达五、六十万元之巨。抗日战争时期，丽江的大小商户计有１２００多家，有的还将商号开设至下关、昆明、中甸、德钦、康定、成都、昌都、拉萨、缅甸、新加坡、尼泊尔、加尔各答、苏门答腊等地。他们的马帮就将这些商业线路联接了起来。

　　因转手贸易需要，这些商号一般都自己养有马帮，形成自己的运输力量，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二、三百匹，来往贸易全靠骡马一站站、一程程地把货物在产地和需求地之间来往运送。

　　赵应仙就是受雇于李达三家的商号，负责为其管理“达记”的一支有二、三十匹骡马的小马帮，有时这一数目也会增加到四、五十，最多时会达到七、八十，视货物运输的需求量而定。

　　一般来说，云南马帮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如赵应仙为之效力的李达三家的马帮就属于这一类，他家的马帮就叫“达记”，头骡身上插有“达记”的旗帜，人们望之即知道是李达三家的马帮。行走于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大多属于这种家族式的马帮组织。

　　马帮的第二种组织形式是凑逗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一、两匹骡马或三、五匹，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马匹，同时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为负责人，作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业务，到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这样的马帮一般无法跑像茶马古道这样漫长的线路，主要接受一些季节性的，短期短途的运输工作。

　　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结帮。这种马帮没有固定的组织，相互之间也没有严格的规矩和责任，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走到了一起，共同搭伙，形成了临时组合的马帮，然后推举一个负责人为锅头，走完这一趟生意就散伙。

　　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候也会搅合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

　　走西藏草地的马帮一般都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逗凑帮和结帮什么的很难走西藏。因为后者那比较松散的组织无法适应茶马古道的具体情况。

　　大商号的马帮往往又分成班。像丽江元德和就有好几班马帮，一个班有两、三百或三、四百匹骡马，光自己要带的伙食骡马就要二、三十，或是三、四十匹。这样的大马帮一出动就要消耗许多给养，有时候他们在进西藏的路上就要将一些食物存放好，以便回程时再去找来吃。因为回来时已是秋冬季节，骡马的草料和人的食物都难以找到了。像赵应仙管理的这种二、三十匹骡马的小马帮，一般就到熟悉的“主人家”搞食品和草料，有时在进藏时就跟主人家打好招呼，请他们备好相应的粮草，而马帮也会先留下一些茶叶给主人家作为准备粮草的定金。

　　作为商号“掌柜的”老板，有时也随马帮上路贩运，尤其是在早期创业阶段，或是在大宗贵重货物运输交易时。但他们根本不用管马帮的具体事务，在马帮行进队伍中，他们穿着华贵的衣服，骑乘着好马，还有马脚子专门服伺他们，给他们烧开水，扎帐篷、做饭就更不用说是马脚子们的事情了，甚至，他们还可以吹上几口鸦片大烟。而像赵应仙这样的马锅头，虽然也有自己的坐骑，不用直接照料骡马和货物，只是起到管理的作用，但在其它方面都跟马脚子差不多，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更多的时候走在一起，等于是商号雇用的小工头。当然，如果他有自己的骡马，驮上自己的货物，那他也是小股东了。

　　马帮就这样组织而成，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马帮是一个商业化的组织。在这一组织之内，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份分工，必须严格按规矩行事。在茶马道上，很少有投机取巧的可能，更不可能瞎混日子。一切都需要真本事。

　　抗战时在昆明念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先生见过云南的马帮。他在他的散文《跑警报》中这样写道：“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
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招手，
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多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哗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

　　这的确是对云南马帮很好的写照，但显然，走西藏雪域的马帮没那么悠闲浪漫，而且，赶马人并不等于就是马锅头。

　　在茶马古道上，人们习惯于将赶马人叫“马脚子”（藏语叫“腊督”）。马脚子们大多出生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了赶马的路。走西藏草地虽然很艰苦，但毕竟还找得到一点钱，那总比在地里什么都刨不出来强，况且有些人连自己的地都没有。于是许多人就穿起马褂，抬起脚板，走上茶马古道几千里漫长的路途。在当时，赶马人可以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就是些没有其它能力，只是出卖苦力的人。

　　马脚子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马锅头就是他们的“头儿”，是一队马帮的核心，他负责各种采买开销，联系事情，甚至在野外开梢吃饭时，也要由马锅头掌勺分饭分菜。赶马人只是马锅头雇用的小工。但马锅头与马脚子之间并不单纯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马锅头，尤其是一些小马帮的锅头，大多是自己参加赶马帮的劳动者，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马锅头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有的赶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挣到一些钱，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上路时将自己的骡马加入马帮，赚取自己的一份运费；如果再有一些本钱，更可以备上一些货物驮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商业利润。这样发展下去，不少马脚子后来成了小马锅头或小老板。

　　在滇藏印茶马古道一线经营的大商号和马帮都有这么一种扶持帮助赶马人的规矩──除每次赶马的工钱外，给商号马帮赶上３年马，商号就要分一匹骡子给马脚子，这匹骡子的开销费用归商号出，而这匹骡子所挣的钱全部归赶马人。这样有了三五匹骡马后，赶马人就会脱离马帮不干马脚子了，而是自己赶自己的马，做起锅头来。那些大掌柜、大马锅头也是这么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他们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和不易，知道这是用血汗换取的，所以才有了那么一种关照赶马人的规矩。我以为这是一种比较公平合理、比较有道义的商业营作方式。

　　这样，只要吃得起苦，任何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骡马，成为老板。

　　当然，也有人干了一辈子马脚子，到头来仍是两手空空一把拳头。后面我们还要讲到这样一个倒霉家伙的故事。说实在话，有些赶马人素质不高，挣到一些钱后，就吃喝嫖赌什么的，结果就什么都没剩下。那完全是老舍先生写的骆驼祥子故事的马帮版。当然，赶马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远没有祥子那么复杂。

　　锅头与赶马人之组成马帮，多以家族、民族、宗教、乡邻、伙伴等关系为纽带。因此，赶马人与锅头之间的关系往往十分融洽密切，行动容易协调，运输效率也就比较高了。走西藏草地的丽江马锅头大多找滇藏边沿的藏族做马脚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好。这些藏族赶马人，能跟赵应仙这样的马锅头用藏语交谈沟通，而像奔子栏、盐井这些地方的藏族，多少也会说一些汉话，纳西话会讲的也有，他们也需要从丽江马锅头这里讨到饭碗。只有藏族马脚子才吃得起走西藏草地那样的苦。这样双方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如果是一、两百匹骡马的大马帮一次行动，那就要有一个大马锅头，他手下管着几个小马锅头，再由这几个小马锅头具体管理下属的赶马人，赶马人再负责照管自己所属的骡马。

　　走西藏草地的马帮，一个马脚子最多照管１２匹骡马，这当然只有那少数极能干的赶马人才能做到，主要是奔子栏的“脚子”才赶得起，他们最得力了。一般的赶马人一般就负责七、八匹骡马。一个赶马人和他所照管的骡马及其货物就称为“一把”。这样几“把”几十“把”在一起就结成了马帮。

　　马脚子们赶一趟马下来，如果顺顺当当回到商号交了差，就能挣到他的一份工钱。这工钱的数量是不一定的，勤快能干的就多一点，懒散蠢笨的就少一点。一般情况，赶七、八匹马的，走一趟拉萨回来有８０元云南半开的收入，赶１２匹马的，一趟１００元多一点。马帮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真正的，不是吃大锅饭。马锅头的费用又比马脚子多一点，但相互之间的悬殊并不太大。马锅头和马脚子的工钱，都由商号掌柜的一并发放。

　　赵应仙跟一般的马脚子或马锅头还不一样，他等于是“达记”商号的一个承运人，负责用“达记”的马帮为“达记”运送货物，他们有时把这样的人叫作“先生”。他只管运输，并不管生意上的事。生意上亏不亏与他无关，但路上的损失当然就要他负责了。他这一趟驮了多少驮子，有多少货，要开出清单来，到了拉萨或回到丽江就一样一样地由商号点清楚验收，管的很严的。路上要做点手脚，下次就没有饭碗了。赵应仙就听说过有的马帮就那样乱干，一路吃吃喝喝把货物折腾得七零八落的，到了站就说是被抢了或是掉到山下江里去了。马帮里这样的人有，但做了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了。赵老先生认为，做人做事不能为了点小便宜，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好好地做事做人，才有人来请你，你也才有自己的立脚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老实做人总是好的。这是赵老先生一贯的信念。

　　这样，赵应仙就算是“达记”的员工，老老实实给“达记”干了许多年。路上吃的、住的，都算在商号的帐上。当然，马帮在路上的开销大家都有数，赵应仙要记个帐目跟商号交代清楚，给骡马买了多少草料，人吃喝开销了多少都要有帐，商号要过目，开销过大就要从他的工钱里扣，省下来有结余就算是自己的。马锅头自己在伙食之外的开销，像烟啦酒啦，商号也给报销一点。这很像今天因公务出差的情况。

　　赵应仙像那样为商号干一年，商号开给他的工钱很不一定，最多时一年会有二百二、三十元，一般就是一百五、六十元，但最低不会少于一百元。那时的钱很值钱，他一年的收入就够一家人半年的生活开支了。这样，加上他家里的土地和能干的妻子还有一些收入，他自己带的骡子带的货也有一点收入，一家人的日子也就过得下来了。

　　马脚子的待遇当然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一般都很能干，非常能吃苦，而且比较听话，路上的辛苦事力气活几乎都是由他们干了。当时赵应仙最得力的一个马脚子是一个德钦学罗地方的藏族，名叫七甘。他一直跟随赵应仙走了很多年，在路上连赵应仙的坐骑都是由他备的，不用赵应仙自己动手。他还要照管十多匹骡马。赵老先生至今都还很感念他，说起他来一脸的牵挂，但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

　　马脚子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从丽江到拉萨，他们真真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每天都要起大早，路上要生火做饭，要上驮卸驮，要搭帐篷，晚上睡到半夜也还要爬起来看看骡马跑远了没有，是不是安好。光每天的上驮下驮对赶马人来说就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个人就要把十多匹骡马所驮的货物抬上抬下，一天两次。他们可以在抽一根烟的功夫，把自己负责的马驮全部上下完，骡马一上路，他们背上拴马索跟上就走。有时碰到特别危险的路段，还要赶马人将货物卸下一趟趟背过去，以免骡马和货物发生事故。

　　要碰上有什么事情，马锅头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比如碰到下大雨，就要问问大家是走还是不走？一般都是商商量量的，马锅头很少独断专行。只要出门在外，大家就一律平等了，如果缺乏很好的合作，那无异于自寻死路。

　　由于马帮的各项工作完全靠赶马人分工而又轮流着做，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全部赶马人应该具备的本事和能耐，首先，要懂天时地利，也就是说，要会看天气变化，要会选路，还要会选宿营的地方，同时还要通各民族语言；其次，要识骡马的性情；第三，要会各种马帮生活的技能，诸如支帐做饭，砍柴生火，上驮下驮，钉掌修掌，找草喂料，乃至医人医畜。也正由于此，一个马帮的马脚子也有换的时候，遇到懒散的，就会不用他；反过来也一样，马脚子对自己在这个马帮里的待遇不满，也可以跑到别的马帮去。这种人员的自由组合，无疑也提高了马帮工作的效率。

　　这样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要不碰上一个好吃懒做的家伙怎么办？马帮出门在外，一个萝卜一个坑，哪里容得下懒人？如果在一队马帮里闹别扭，使性子什么的，那整个马帮的生存都会成问题。

　　严格说来，马帮都算不上纯粹的生意人。特殊的道路，特殊的生意，特殊的际遇，造就了他们许多特殊的品格。

　　从古到今，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意人不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就是重利轻义的家伙，但据我所知，在马帮里，尤其是在滇、藏马帮里，很少这样的人。走西藏雪域的马帮，由于他们特殊的经历，往往造就了他们重义气，讲信用的品格，也锻炼了他们很能明辨是非的能力。他们虽然是生意人，同时也是探险家，是必须凭自己的智慧、胆识、品格和能力等等才能生存的人。在茶马道上，很少有投机取巧的可能，更不可能瞎混日子。一切都需要真本事。

　　就靠自己的本事和运气，有人从马帮贸易运输活动中发了家，成了商号掌柜的，有的继续做他们的马锅头或赶马人，但规矩和原则并没有改变。正是这些严格的规矩和原则，使得马帮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了他们应得的信誉和尊严，有了高大而美好的形象。有的马帮，除了他们客观起到的社会作用外，还主动地、自发地为社会和他人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当然，赶马人不仅吃苦耐劳、勤快能干，富于合作精神，他们的嘴巴一般都很厉害，因为天天在路上边走边练嘴，要不很难忍受漫长路途的艰苦。更由于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跟牲口说话，所以什么话都可以出口，往往都是些不堪入耳的脏话，什么“乌鸦啄的”、“豹子咬的”之类已经是比较文雅的了。赶马人相互之间也经常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没个正经。如果是途经村庄，碰到姑娘媳妇什么的，他们更是放肆地说笑起来，姑娘们往往就躲开了，而泼辣的媳妇们则会报之以更为恶毒、刻薄、难听的笑骂，而这只能使见过世面，脸皮很厚的赶马人开心地大笑。那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是很大的乐趣。

　　其实村民和赶马人一样的寂寞。对茶马古道上的许多村庄和牧场来说，能见到个异乡人跟见到外星人差不多。马帮的到来无异于一次盛会。在藏区就流传这样动人的情歌：

　　　　　　　　　　　　　　听到走马的铃声，
　　　　　　　　　　　　心里又喜又惊，
　　　　　　　　　　　　　　慌乱中提了只奶桶，
　　　　　　　　　　　　　　大大方方走出帐篷。
　　　　　　　　　　　　　　父母问小猎犬为什么吠叫？
　　　　　　　　　　　　　　我说畜群走回村中。
　　　　　　　　　　　　　　父母问跟谁说话？
　　　　　　　　　　　　　　我说是百灵鸟掠过天空。

　　赶马人就这样一路走去，带着新奇，带着某种希望，带着鲜活的气息，搅动了不知多少年轻的心房。

就是这些马帮，千百年来贯穿起了茶马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