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川藏、滇藏与印度之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运输贸易一下子衰落下来。好多人都没想到萧条来得这么快，因为谁也不知道战争会什么时候结束。内地其它道路的迅速恢复，使地处偏远的丽江再度远离内陆贸易的主要线路。起码，大量来自印度和西方的物资交流，不再需要用马帮这种世界上最昂贵、最缓慢的交通运输方式来进行了。来自西方各国的各种物资，又可以从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所以，抗战胜利后，许多滇藏印一线的马帮都歇业了，或是转到了其它线路作小规模的经营，有的商号和马帮干脆就像和万华等人一样，被突然而至的衰落击垮，处于破产或勉力维持的状况。

　　也有的商号，像李达三家的，仍在做这条路的生意，赵应仙这些马锅头和赶马人仍走西藏草地，一直走到１９４９年。只不过，他们不再运回从印度进来的洋货了，只运西藏出产的各种山货，同时照样把茶叶运进西藏。随着各条陆路和海路的恢复，洋货都从上海、香港、广州等地进来了，滇藏茶马古道又回到古老时代的状况，继续它那茶叶和山货的贸易。不管有没有战争，藏族总是要喝酥油茶的，而西藏的山货内地总是需要的。

　　但是，生意越来越不景气。在随之而来的内战中，由于政局的不稳定，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再次给滇藏茶马古道的贸易以沉重打击。这条古已有之的民间商路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１９４９年后，云南、四川和西藏以及印度之间私人性质的大规模民间贸易基本上没有了，走西藏草地的马帮结束了他们漫长的旅程，“藏客”们结束了他们上千年的历史。

　　由于听说家乡要进行土地改革，许多滞留在西藏的藏客，包括已经在西藏各地落脚的手艺人都纷纷回到丽江，以等待和观望自己家土地和财产的命运。在过去的许多年岁月里，大大小小的“藏客”在茶马古道上多少也赚到一些钱，像旧中国的许多土财主一样，他们不想，同时也很难将积聚的资本进行再投资，使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大多是将赚得的钱财带回家乡，置购一些土地，盖房子，使家人有份较固定的产业和收入，还有房子住。现在，这些土地房产的命运将如何呢？他们希望在新政权处置他们的这些土地房产时他们起码能够在场。于是他们告别茶马古道回到家乡。

　　而在５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公路网的建成，尤其是青藏、川藏、滇藏公路的通车，由内地到西藏的各种货物的运输多用汽车来完成，国家甚至指定了一些地区和城市，专门负责生产藏区需要的各种物资，如毛呢毡帽、靴子、铝制酥油茶壶等等，当然包括藏民最需要的茶叶。据我所知，现在藏区官民常常戴在头上的呢子毡帽就大多是天津的老字号盛锡福生产的。这些东西用汽车源源不断地运入藏区。千百年来走西藏草地的“藏客”们不再有用，他们真的终止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一段延续了上千年的故事嘎然而止。

　　但我觉得，“藏客”们所作的一切不会就这么完结，也不该就这么完结。

　　遥远而漫长的古代我们就不说了，仅仅抗战期间滇藏、川藏茶马古道马帮贸易运输的鼎盛阶段，就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

　　由于当时缺乏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字，我们今天已很难搞清楚，当年在滇川藏印古道上究竟有多少马帮走过？这些马帮共动用了多少骡马？又有多少牦牛参加到这场史无前例，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骡马运输中来？这些骡马和牦牛以及羊和人的运输量有多少？

　　现已从大理文教局任上离休，并在丽江养老的袁基宏先生对这一问题很关注。他自己就曾经走过茶马古道，他的亲舅舅就死在了拉萨。说起来他还是“铸记”马铸材家的亲戚。他父亲原本是川北岳池县（现归重庆市管辖）的汉族，当兵到了云南，退伍后就在中甸落了籍，娶了中甸的藏族为妻。所以袁先生还有一半的藏族血统。袁基宏８岁那年，全家从中甸躲土匪才搬到了丽江安家。但他家后来还是在这条土匪出没的路上做起了生意。袁基宏１８岁第一次进藏，赶着自己家的马帮做自己的生意，１９４６年初返回丽江。虽然他只走过茶马古道两趟，但这条路和当时壮观的马帮运输情景给这位高中毕业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多年后，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七律》，感怀当年茶马古道的经历：

　　　　　　　　　依稀别梦卅余年， 　　　　　　　　　三月行程露宿天。 　　　　　　　
　草甸无涯途八百， 　　　　　　　　　
雪峰不尽路三千。 　　　　　　　　　
乘风溜索惊心过， 　　　　　　　
　破浪革囊动魄穿。 　　　　　　　　　
春到高原今突变， 　　　　　　　　　
康庄大道喜空前。

　　当然，袁基宏先生并非诗人，但他的诗的确写出了茶马古道的艰辛，他更留意了当年茶马古道运输的状况。袁老先生在他的《抗战中后期西南国际商道》一文中对当时的马帮运输作了个大概的估计。他认为：“马帮最大者约１００多马匹，最少的宜有三、四十匹，那么从丽江起程的商家马帮和承运马帮约４，０００匹～５，０００匹左右，按长途骡马承受力每匹驮运货物重量为１００市斤～１２０市斤。其他通过藏区牦牛承运的约３，０００头～４，０００头，按照去拉萨行程三个月，返回两个多月，加之养牧骡马，除去准备工作时间等外，大致每年可来回三个单边（这是最大的估计），两年来回三次计算，每年大约到丽江的货约１０，０００至１２，０００驮。合计１２０万市斤～１５０万市斤。”

　　大理恒盛公的张相时先生后来著文称：“在极盛时期，来往于丽江、拉萨之间的马帮由四、五千匹牲口，增加到一万多匹，双程运输量达一千多吨。”

　　顾彼得先生在他的《被遗忘的王国》中的估计数字是，这场马帮运输曾使用了８０００匹骡马和２００００头牦牛。顾彼得的这一数据可能还包括了川藏线上活动的马帮和牦牛帮。

　　《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已故和志武先生的《近代纳西族的历史发展》，对抗战期间每年来往于滇、藏、印的马帮骡马的数目，都称有２５，０００匹。这数据应该并未包括川藏一线的马帮。

　　应该说，这些估计都不很确切。据赵老先生和一些老人回忆，每年仅由丽江进出西藏草地的马帮骡马有４，０００匹～５，０００匹是没问题的。但袁基宏先生与顾彼得先生对牦牛数的估计出入太大。而袁基宏先生的“最大的估计”，说马帮两年可来回三个单边，这也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排除有的马帮回来得早，又急着发货出去，于是赶着又进入西藏，在那里度过冬天，第二年开春才返回丽江。但大多数走西藏草地的马帮一般都是一年一个来回。不管有多少骡马和牦牛，也不计它们的运输频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那时每年都有２０，０００多驮货物在滇、藏、印之间的各个地区运来运去，运输量超过２００多万斤。如果计算进川藏线上的运输量，这一数字就十分惊人了。

　　那么多的马帮，那么多的货物在那雄峻神奇而又苍茫博大的雪域高原上行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很遗憾我在这里无法作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回答。我只能说，那是一场无比伟大的运输运动，大量的物资在那条古道上来往，缓和了抗战后方的物资紧张，为抗日战争尽到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贡献。而在世界屋脊上用人类最为古老最为原始的运输方式──骡马驮运，并且又是那么庞大的数量，这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是空前绝后的。这正是茶马古道的惊心动魄之处。

　　我真正感兴趣的并不在于有多少骡马走过茶马古道，马帮们运输货物的多少，而在于马帮这种独特的交通运输形式，在于滇川藏印茶马古道这条神奇的道路，在于马锅头和赶马人那浪迹天涯的生活方式，在于他们身上那些富于冒险进取、富于理想追求、勇敢务实、坦荡广博、团结合作、讲信义守信用……等等伟大、珍贵而美好的精神。

　　“藏客”们在雪域高原上所体验到的人生境界也许能为一头扎入现代社会，成天陷于忙乱和焦虑之中的人们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在雪域高原上，你也许会感到过于粗野和不太文明，物质条件几乎等于零，但是，那种茁壮的、无所顾忌的生命力赋予那里的一切一种原始的宏伟气氛。在那辽阔的开满野花的草原上，常常弥漫着一种欢乐时光的浪漫情调，并有一种古希腊古罗马传说中的牧神们狂欢时的充沛活力。夜幕降临，巨大篝火的火焰将周遭照得辉煌灿烂，一切都好像一幅斑斓的油画。那苍茫的大山大川，那宁静超然的湖泊，那充满灵气的石头，那蓝天白云，只要经历一次，就足以终生难忘。头顶上的星空更是令人着迷，你尽可以驰骋你的想象，尽可以往最无限的地方遐想……　　

　　自５０年代起，由于种种原因，藏客们就不能走西藏草地了。

　　１９５３年丽江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成百上千，包括已经在外地安家落户的藏客纷纷从各地返回丽江，因为那里有他们的房宅和土地，因为这些房宅和土地可能要收上去重新分配。据龙泉村的老人回忆，当时从茶马古道沿途返回的人家计达１００多户。这还仅仅是龙泉一个村的情况。紧接着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人们不可能再自己从事马帮运输这样的事情。藏客们不得不丢弃了他们使用多年，有的甚至是他们祖上就使用过的赶马用具，有的又回到农村，回到土地上，成为道道地地、最基本意义上的农民；有的失去过去的谋生手段，成为城镇里的临时小工，仅仅靠出卖力气过活。从那以后，再没有藏客走过西藏草地了。赵应仙和许多丽江人一样，结束了自己的马帮生涯。“藏客”这个名词就从大地上消失了，而藏客这样的人也永远不再有了。

　　据称是丽江首富的赖家仁和昌也不可避免地败落了。赖耀彩先生在创下家业后，于１９３０年将商号交由年仅２７岁的儿子赖敬庵经营，自己成年累月忙于造桥修桥铺路，为地方民众做好事。赖家的事业毕竟是在路上发达起来的，修路造桥是最大的功德和对道路最好的回报。在赖敬庵手上的仁和昌适逢抗战际遇，继续在滇、藏、印茶马古道一线大做生意。仅１９４３年盘存，就有流动资金滇半开银元６０万元。１９４９年，赖敬庵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出资出力，为丽江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赖敬庵被委任为丽江县财政科长，同年底还被选为云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昆明开会。但一年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家被划为地主阶级，财产被全部没收。赖耀彩老先生年事已高，１９５２年病卒。在过左的方针下，赖敬庵因曾任旧社会丽江商会理事长、县参议员而蒙上历史罪行，被判５年徒刑，发至大理邓川铅厂劳动改造，１９５７年释放回家后，加入丽江大研镇基建队做泥水小工；１９７０年下放到巨甸农村为农；１９７７年回丽江仍做基建小工到１９８８年止。１９８４年，赖敬庵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申诉获平反，得１９级离休干部待遇，并做了县政协委员。历史绕了一个大弯子，就像茶马古道的道路常有的情形那样。

　　从５０年代初至８０年代中的３５年间，茶马古道上的一切一下子像沉到了深深的水底，静悄悄的几十年没有人提起。

　　赵应仙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拥有自己的骡马，有自己的生意，让一家人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手头充裕一点，置一点家产，像他爷爷赵怡过去做到的那样，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像赖家仁和昌或是其他人家一样发达起来。这样的理想并没有什么怪异之处，那时走西藏草地的人都怀抱着这样的梦想。没有这样的梦想，谁都很难忍受那条路上的种种艰难困苦，谁都不愿意去冒那么大的险。但这条路一下子断了。世上毕竟没有不散的宴席。辛辛苦苦在茶马古道上奔波了那么些年之后，赵应仙又回到了起始的地方。如今，除了对往事岁月的深切回忆，赵老先生没有为那一段非凡的经历留下什么，也没有保存下什么实物，哪怕一只马铃铛，哪怕一根马鞭子。“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５０年后赵老先生这么跟我讲。老人家说完捋着雪白的长髯哈哈一笑。

　　而在５０年前，赵应仙却怎么都笑不起来。回到丽江的赵应仙有些茫然而不知所措。祖祖辈辈靠之为生的生路断了，从未想过也未做过其它事情的赵应仙不得不重新改变自己以及全家的生存生活方式，另起炉灶，从头开始，开始一种对他们来说很陌生的生活。

　　后来赵应仙就到了丽江地区中学工作，当然不是教书，而是打杂，买买菜做做帐什么的，后来到师范学校也干过同样的事，这样总算有一点微薄的工资，也算是自食其力的人了。再后来，就是在大研镇里的一些合作社做工，在粉丝厂做过粉丝，做过豆腐，还有酱菜。在酿酒厂造过酒，在织布厂织过布。走西藏草地完全成了过去的事情。

　　赵应仙这样的马锅头再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只有到处做工，他就这样一干干到了７０岁退休，现在一个月能领到１００多元的退休金。当然，这１００多元是人民币而不是银元，真要过起日子来，哪里够用？好在８０年代后期丽江有了个纳西古乐会，他每天晚上去参加演奏，担任低音胡琴手，同时兼带打锣，一月也有几百元的收入。

　　像许多纳西人一样，赵应仙很小就跟着家人学习各种乐器，懂一些音律。以前也就是自己玩玩，自得其乐，没想到这玩艺晚年还派上了用场。看来多一点本事并没有什么坏处。当年赵应仙从茶马古道上走回来以后，逢年过节什么的，都要到剧团里去唱唱戏。他不仅会乐器，还会唱，唱滇戏，唱的是大面，什么西皮、二簧都会唱一点。其它各种游戏玩法他也都会，“不过不精”，赵老先生后来这么跟我说。我不知道他精不精，但我知道他把一块印度标金赌输给了别人。但这也许跟玩得精不精没有关系，谁没有个输的时候？

　　多年后，赵老先生回顾往事，感慨多多。有时候，他们几个走过西藏草地的老人聚在一起，就会不由自主地说起过去，说起在茶马古道上的种种遭遇，怎么也说不完。

　　不管怎么说，赵应仙他们在马帮路上经历了许多事情，度过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时光，虽然非常苦，但奇怪的是，那些苦的东西，后来回忆起来就变成甜的了。赵老先生认为这就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值得。现在一想起来，“红比”那温顺听话的样子还如在眼前，马脚子七甘那张黑红的脸、黑亮的眼睛也在眼前，还有俄桑措一家，还有雪峰和星星，还有旱獭和延寿果，还有……在赵老先生看来，那还有点像一场漫长的探险旅游，好的也经过了，坏的也经历了，苦也受了，人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人的一生真不容易。“我们这一生真是什么事都经历过，什么都过来了，以前走西藏草地，后来做各种工，饿过肚子吃过野菜，然后又是各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嚯，什么都过过来了。”赵老先生最后跟我说。

　　最近几年，年已８５岁高龄的赵老先生还随宣科率领的纳西古乐队到北京、香港、英国、挪威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过，都是坐飞机去的，没有赶马去。那完全是另一种出门了。有意思的是，滇、川、藏、印之间的茶马古道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注意，人们又纷纷走向那片神奇的大地，走向世界的屋脊。

　　人，总是要往高处走的，什么也挡不住高处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