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西藏昌都伊斯兰教的传承与发展调查

作者：敏文杰
 

摘要：昌都位于西藏自治区的东大门，是康巴文化的中心。300年前，昌都就有穆斯林繁衍生息，虽然他们屡遭劫难，但伊斯兰文化薪火传承，未曾断绝。时至今日，昌都穆斯林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构成了昌都多元文化的一道风景线。本文首次全方位向读者介绍昌都穆斯林的来源与现状，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份较为翔实的资料，填补了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一段空白。

关键词：西藏　昌都　穆斯林　回族

论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昌都清真寺　来源：百度

精彩论述：

三、伊斯兰教传入昌都和昌都清真寺的建立

　　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这就决定了穆斯林走到哪里，伊斯兰教就随之传播到哪里，昌都伊斯兰教也不例外，也是伴随着穆斯林先民的到达而传入的。根据伊斯兰教的要求，如果有三名男性成年穆斯林在一起，就要成立“哲马提”（JAMAT，穆斯林集体）。“哲马提”是形成“乌玛”（UNMAT，穆斯林社区）的前身，而一旦“乌玛”形成后“，哲马提”就成为“乌玛”的核心。

1、“陕西回馆”的建立

　　清真寺是穆斯林叩拜真主的地方，是穆斯林的文化中心，是处理穆斯林内部民事纠纷的机构，也是宣传伊斯兰教文化的窗口，是各地穆斯林联系和交往的纽带，在穆斯林社区起着非常重要的社会调适作用和文化传播功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穆斯林，哪里就有清真寺。当穆斯林的先民们踏上这片异域空间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有座清真寺，以方便他们履行日常宗教功课。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杨怀德阿訇的倡导下，修建清真寺提上议事日程，得到教民们的一致赞同，他们表示要把伊斯兰教的根留在昌都，扎深扎牢，这是民族文化的自觉。决议形成后，教民们纷纷捐资捐财，出勤出力，在杨阿訇的领导下，在昌都城中心修建了一座汉宫式建筑的土木结构礼拜堂，被命名为“陕西回馆”“，陕西回馆”的蓝底金字木牌竖挂在馆堂门前。

　　“至民国初期，定居昌都的回族曾建立联谊组织‘陕西回馆’。定居昌都的回民建立联谊组织‘陕西回馆’，并曾垄断了昌都城的牛羊屠宰及零售。昌都解放时，定居昌都的回民仍有五十多户，他们为昌都地区的解放事业做了贡献，具体表现在‘通事’（翻译）、护理受伤士兵、磨炒青稞等方面。回族的嵌入亦将伊斯兰教传入昌都。”

　　“陕西回馆”有两层含义。因教民中陕西人所占比重较高，前二字寓示他们缅怀故乡，寄情于屋，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后二字有投石问路之义，以探测土著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反响。昌都当局宽容默认，不加干涉，表现出对伊斯兰文化的友善态度。所以说“陕西回馆”实质上发挥着清真寺的各项职能。

2、“陕西回馆”更名为“陕西会馆”

　　随着社会环境趋于安定和移民生活逐步改善，穆斯林宗教热情也同步提高，焕发出空前未有的活力，“陕西回馆”里礼拜的人越来越多，而馆堂有限的空间已容纳不了众多人的礼拜。于是商议在“陕西回馆”东侧修建一座清真寺，原“陕西回馆”更名为“联谊馆”，成为陕西籍回、汉民族活动的中心，以示乡土情节，体现两个民族地域文化（如语言、服饰等）的亲和力。

　　毋庸讳言，回汉民族信仰不同，一个馆堂难容二教并存，于是回民则放弃不用，汉族则以本民族的特点，把“联谊馆”改名为“陕西会馆”，内选会长、会计各一人，每年自筹资金，在节令上张灯结彩，进行娱乐活动。“回族将伊斯兰教传入昌都，并在昌都修建了大型的清真寺，至今尚存。关于清真寺的始建年代，或云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比较肯定的是在咸丰年间已建立。”新建的清真寺和联谊馆在同一条街道上，回汉民族在感情上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各民族和谐共存，在宗教上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诚如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3、昌都清真寺的建立

　　根据现存资料，昌都清真寺修建在昌都镇中心位置，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在杨怀德阿訇以及清真寺修建小组的精心组织下，教民们同心同德，出财出力，踊跃捐款，甚至还有驻防昌都、信奉伊斯兰教的清军官兵也解囊捐款，所以工程进展顺利。教民们各尽所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修出了一座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歇山顶寺宇，前后卷棚相连，檐角高挑，棚顶装点15个白尖坨，远远望去，古朴典雅，蔚为壮观。正门和南侧单扇门是拜主的进出口，大殿顶棚有垂柱俯悬，柱头雕为莲花状图案，花瓣线条清晰，煞是好看。墙壁上挂满名人赠送的匾额，如“真乃唯一”、“清净无染”、“咸尊真教”、“本然清高”等，令人惕然有悟。

　　清真寺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其中大殿占地300多平方米。寺内建筑得体，礼拜殿、学房、教长室、厨房、水房等错落有致，布局合理。

　　从大门到二门的过道用石条铺砌，长15米，宽1.3米，厚0.6米，从二门到大殿全由小青石铺就。大殿前有一颗千年大榆树，树根部砌有高1.5米、3米见方的花台，四面种花，每年夏秋季节姹紫嫣红，中间留有一处空白，作为宣礼台，以呼唤教民按时礼拜。

　　在二楼，门楼里竖一椭圆形石碑，高1.5米，宽0.7米，石碑两边浮雕为二龙戏珠，正中刻有汉文。

　　大殿双门上悬有一幅非常权威的大匾，据传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皇帝册封昌都佛寺帕巴拉为呼图克图，正式颁发帕巴拉呼图克图诸门汗册印时，御书赠给清真寺的。

　　清真寺基础设施比较齐全，运作功能正常。开学阿訇杨怀德继续担任教务工作，管理工作强化了董事会，大家分工负责，各司其职，清真寺充满了生机。原来零星居住的教民自行迁到清真寺周围的色仓生和达然通（即现在的东幸福街和聚盛街东），聚合成一个回民社区，类似于唐代的蕃坊（蕃客们居住的教坊），形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4、早期主持清真寺教务的阿訇

　　阿訇一词是波斯语的音译，阿拉伯语称“伊玛目”，意为“领袖”、“表率”，狭义上指清真寺寺内主持教务活动，如率众礼拜、教授学生、主持婚丧嫁娶等的学者。昌都清真寺自创建至1953年，文献记载的有三位知名阿訇，他们是：
　　
　　杨怀德阿訇（生卒年不详）。祖籍陕西泾阳，后丧妻未娶。杨阿訇学识渊博，品学兼优，为了使昌都地区的穆斯林保存和传承信仰，使伊斯兰教扎根昌都，他带头创建清真寺，带领移民进行生产自救，是昌都穆斯林新族群形成的核心人物，是民族事业的开拓者。他活了92岁，为弘扬伊斯两目教门，奋斗了几十年。他不仅在本民族教民中德高望重，而且在当地藏民中也受到敬重。教民们称他为阿訇爸爸，他的陵墓被称为“爸爸坟”。

　　马文乾阿訇（生卒年不详）。祖籍陕西泾阳，具有较高宗教学识，通晓《古兰经》，在教民中有较高威望，其子名曰马扎西。

　　杨志平阿訇（？～1953）。祖籍陕西泾阳县。他是民国时期乃至解放初最后一位执教昌都清真寺的阿訇。他有一定的宗教学识素养，操守教法教规，能诵读《古兰经》，能参加劳动，物质生活淡薄，在双目失明后仍关心教务工作，在子孙的搀扶下，坚持聚礼和会礼活动。现在杨志平阿訇的后代在昌都已繁衍至第五代人了，其子杨纯灵现任昌都清真寺管委会主任，在当地深孚众望。

5、早期昌都清真寺财务收支状况

　　清真寺作为一个群众性团体的象征，每年都有不菲的开支，这就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撑。众所周知，昌都地区穆斯林为数不多，不像内地有庞大的穆斯林群体。那么，昌都清真寺的财源是如何来的呢？据老人们传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积金。昌都清真寺的公积金来源于先辈们遗留的资金，即年终盘点的由上年结存的款项。

　　第二，“白拉特”基金。即每年伊历五月十五日，教民们为赦免罪过，主动向清真寺施舍的资金。

　　第三，房屋租赁费。昌都清真寺拥有一定的房地产，清真寺每年向承租人收取一定的租赁费。
　　
　　第四，每年斋月期间收取的天课费用。
　
　　第五，本地穆斯林富户和来到昌都经商的穆斯林的自发捐助。

　　上述资金的支出情况是：公积金营运所得利润用于开斋节、“古尔邦节”和丧葬公益费；“白拉特”基金和房屋租赁费均用于圣纪节；阿訇的生活费用则由教众出散“乜体”，不从前三项里面支出；寺内的其他开支由各地穆斯林和本地宽裕人家资助。

　　前三种资金由四家财会分管，除本分利，定息包纳，各人成领的资金自行运作。每年圣纪节后当众公布账目，另选四家财会，群众无异议者可连选连任。

6、早期民族文化教育状况

　　教育是根本，教育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对民族的社会地位和生存能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解放前，由于昌都地处偏远，文化教育落后，这里没有一所正规学校，因此，昌都地区文盲率极高，妇女几乎都是文盲，学龄儿童得不到正常教育，智力得不到开发。一些重视教育的家庭把孩子送到汉语私塾读书，但没有教材，收效甚微，起不到教书育人的目的，伊斯兰教文化教育更是如此。昌都清真寺建立以来，未设经堂教育，除阿訇懂阿文外，一般教民充其量只会读《古兰经》的几个短小章节而已，不能对后代完整、准确地解释宗教知识。阿訇和家长们没有很好地担当起传承伊斯兰教的重任，致使后代们受教育程度不足，年轻一代宗教理念缺乏，再加上环境文化氛围的熏陶，年轻一代宗教观念渐趋淡化，甚至有人出教了。

　　“依照一般规律，一个民族以小集中形式，补充隔绝于不同的地理空间、文化环境中，面对外在的极强的渗透力和融化力，加上社会成员间信息沟通受阻，共同文化失去了同步发展极大的可能性，往往在民族整体性的动态发展中，区域性代替了民族共同性，最后使一个民族七零八落地渐渐消失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