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到了邦达分成三路，一路到昌都，称为北路，北路的贝母是最好的，小颗小颗的最好看了，叫做“榛子贝”。现在的川藏公路北线就从昌都经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到藏北重镇那曲，然后接上青藏公路，南下到拉萨。

　　昌都不仅有最好的贝母，她还是藏东最大的城镇，向来是西藏东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康巴人的大本营之一。

　　昌都位于横断山脉之中，那由冰河切割而成的土壤红得像夕阳一样。这里是著名的澜沧江的源头，在昌都以上，汇聚成澜沧江的是扎曲、昂曲两条大河，这两条大河正好在昌都汇合在一起，才被人们叫做澜沧江。昌都城正筑在这两条河交汇处的洲头上，它三面环水，一面背山。“昌都”过去叫“察木多”，藏语的意思就是水岔口。

　　只要下一阵暴雨，江水浊浪滔滔，不时能见几只皮筏子在江面上一掠而过。

　　奇怪的是，以昌都为中心的康巴地区，不仅以出能干的生意人著名，它也是藏传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许多著名的高僧活佛就出在这里，这里更有着难以计数的教派和寺庙。

　　据不完全统计，昌都地区在解放前有寺庙７５９座，其中黄教３２０座，红教２１２座，白教１２１座，花教５１座，苯教９０座，另有天主教堂１座，伊斯兰清真寺１座，共４９，０００多僧侣，差不多占全地区人口的六分之一。上述７个教派，不仅囊括了西藏喇嘛教的各主要教派，甚至包容了世界几大宗教。据地区宗教局的材料，昌都地区１９５９年以前有僧４，３３９人，尼２，１８５人。到文革前尚有寺庙１１２座，僧侣４８３人。近１０年来，尤其是１９８２年后，昌都地区共恢复寺庙５２８座，僧侣有２６，０００人左右，占全地区总人口的５％。这些年国家拨给各寺庙维修费３６８万元，落实政策费１００多万元，共计５００多万元。宗教局采取的方针是以基本满足信教需要为尺度，自然均衡，限制发展，以寺养寺。他们主要依据西藏自治区颁布（１９８４年）的《宗教民主管理章程》来管理。

　　在刚恢复寺庙和宗教活动后，曾有一阵长期压抑后的宗教热潮，现在又有所降温减弱。

　　昌都地区建寺最早的是白教的噶玛丹萨寺，至今已有８００多年的历史。内塑一尊强巴佛，高１７米，宽７米，全寺融汉、纳西、藏三个民族的特色，以琉璃瓦加顶。据说在建寺时，几个民族的工匠都参与进来。此寺在最强盛时僧众达１万多人，现有６００多人。

　　这一地区寺庙的宗教节日与其它藏区相仿。

　　昌都强巴林寺于１４２７年由宗喀巴弟子修建，为黄教寺院，分１３个康仓，８００多僧人，有１８名格西。现由１１人组建寺管会，主任１人，副主任３人，其余为委员，分管寺庙建设、保安、教务、财务等等。全寺僧侣早７时即开始念经，下午辩经，１８时后复习，如有违反寺规的即开除。

　　寺中曾存有大量宝贵文物，如释迦牟尼之弟子的镀金铜像等等，但文革中毁坏了大部份。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该寺的经济。寺里有２７０亩土地，１，７００多株果树，开有４家商店，有两辆东风卡车。不计化缘、布施等收入，每年竟有４０万元左右的进项。这大概是以寺养寺的成功典型之一吧。

　　昌都强巴林寺位于昌都山顶，气势磅礴，规模宏大。仅大殿就有三座，现已逐渐修复。寺中壁画五彩缤纷，气象万千。多为本地噶马一带擅长工笔的民间艺人们绘制。噶马的艺人世代相传着彩绘等工艺，他们大多以此为生。在他们所笔下，寺内的佛像纤弱面慈，与汉地的佛寺佛像很相近。寺里的酥油花制作也较别致。三个大殿分别供奉宗喀巴、释迦牟尼及密宗护法神。

　　强巴林寺门外，还有几堆长数十米，高一、两米的嘛尼堆，上面丝幅招展，蔚为壮观。嘛尼堆的石片上刻有许多千姿百态的佛像，还有少量烧瓷佛像、佛塔和经板，另外尚有大量由江河中拾来的彩色鹅卵石。据说藏区最大最古老的嘛尼堆就在昌都地区。

　　来这儿转经、朝拜的藏民（多为老人）络绎不绝，香火很旺。

　　强巴林寺的诱惑让人不能自抑，你看它座落的地址就足让人感到惊奇，无怪乎宗喀巴的弟子于喜绕桑布选择了昂曲和扎曲两水间雄鹰落地式的岩岛上建寺。此寺是昌都地区黄教格鲁派的最大寺院。该寺曾由强雄喜旺扎巴、楚顿朗长白、辛堆冲孜瓦吉、冲贡嘎扎西、三世达赖索朗加措等活佛主持过。后来由帕巴拉三世通娃顿丹起传承，世代主持该寺。现在的大活佛就是帕巴拉·格列朗杰。

　　１９９３年我再到这里的时候，惊闻强巴林寺遭到了一次大火灾，就没有爬到山上去看。但我想它很快又会修复起来的。

　　我们耳闻目睹的宗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宗教对于藏民族意味着什么？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在吉祥的地方，
　　　　　　　　　　　　修起金色的寺庙；
　　　　　　　　　　　　金色的寺庙里，
　　　　　　　　　　　　坐着我们的贤人。
　　　　　　　　　 　　　在殿宇的头上，
　　　　　　　　　　　　出现金色的太阳，
　　　　　　　　　　　　示意宗教的昌盛。

　　显然，许多藏族民众把宗教当作他们的太阳。

　　但昌都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胜地。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昌都的街头。这里街头卖百货、开饭馆的可以说都是四川人。昌都有云南桥、四川桥两座吊桥，它们分别跨越在扎曲和昂曲之上，联接起通往云南和四川的道路，可见昌都和云南、四川古已有之的联系。如今在昌都只能见到大理鹤庆打藏刀的白族匠人了，而其他做生意的几乎全是四川人。其实昌都作为城镇只有二百来年的历史。不过由于位置重要，它是进拉萨到印度的重要中间站，因而过去是茶马古道上茶叶的重要集散地。现在已有钢筋水泥大桥连通川藏公路。

　　近年来，昌都成为西藏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街上时而走过打扮入时的小伙姑娘，仔细一听是藏族。电影院、录相室总坐满了观众。街道的个体售货摊前播放着内地刚刚时兴的流行歌曲。街道旁到处是“司诺克”台球桌。这种开放的程度确让人始料不及。昌都位于西藏东部，临金沙江、澜沧江，与四川甘孜、云南迪庆相接，也有一部分地界与缅甸、印度接壤。同时也和青海玉树及林芝相通。这样的地理环境，当然就会有繁华的“都市”。

　　风水宝地，自然引来四方商客，在老城的几条街道上，形成了很有味道的市场。昌都的市场各式各样，有在房屋窗口挂氆氇、藏袍的，有在地上放一块卡垫放置多种药材的，印度香、玛瑙项链、藏红花、水獭皮、熊掌、豹皮等在货摊上应有尽有。市场里拥来挤去着各种不同省籍的人，个矮的四川人，黑瘦的云南人，白净的江浙人，戴土耳其帽的新疆人，着白帽的宁夏、青海回族，有一些似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的人。在这些人中显得高大魁梧的自然是康巴藏族。

　　菜市场上，西瓜、梨、苹果、桃、茶叶到处堆放，卖牛肉的将一颗颗硕大的牦牛头放在货架上，以示自己的牦牛肉货真价实。昌都市场上商品之丰富是我们进到西藏以后首次看到的。我们在牛肉摊前拍了一组照片，报酬便是给被摄者每人一张有毛泽东、班禅合影的照片，这些藏胞随即将它在头上顶礼一下，再放到胸口上，一脸的笑色，红黑红黑。

　　藏胞大度干脆，买东西从不讲价，使精于做生意的四川人大占便宜，不过四川人有时也打上一碗白酒请藏民买主喝一喝。当然在街头也不经意的走着很多康巴汉子，他们不做生意，也不买东西，在这家商店前张望一下，在那家的窗口上探探头，似乎东逛西逛就快乐无比了。

　　古人早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昌都城东南的澜沧江畔的第二、三台地上，有一距今４６００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卡诺遗址。其遗址发掘的面积约１万多平方米。出土了石斧、石铲、石钻等生产工具及大量碳化粟和谷。这足以证明在很久以前这块土地上便有人类开发的足迹。

　　从昌都往西北方向出去，就是大北路了。这条路曾经是地地道道的“茶叶之路”。在唐和五代，藏区只有一些达官显贵能通过西北的唐蕃古道，获得中央王朝馈赠和赏赐的茶叶。到内向而收敛的宋、明两代，藏区则是通过跟汉族地区的“茶马互市”获得茶叶。那时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宋、明王朝开辟了一个又一个“茶马互市”的市场，将茶叶作为政府专控商品，跟藏人交换珍贵的战马。到了满清王朝初年，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华帝国版图，西北大片的草原也在大清帝国的管辖之下，强悍的满清王朝不再需要用“茶马互市”的方式，就可以获得大量战马，“茶马互市”的时代也就随之结束。而对茶叶需求日益增长的藏区来说，茶叶又是一日必不可少之物。于是西藏各地僧俗首领，自己组织起浩大的商队，不远千里到汉藏交汇的地区购买驮运茶叶。经过昌都的大北路就是他们当年大批前往西康康定这一茶叶集散中心驮运茶叶的道路。

　　曾在西藏工作了２４年的廖东凡先生就听藏族学者敏吉·索朗多吉讲述过日喀则一带后藏地区的藏族商队从大北线前往康定驮茶的传奇般的故事。他把这一故事记述在了他的《雪域西藏风情录》里。

从前在后藏地区，有两个大规模的商队，一个是萨迦寺的，一个是日喀则的，因为藏族把康定称为“达则朵”，于是这些前往康定的商队就被叫做“朵巴”，意思就是到达则朵去的人。“朵巴”前往康定，走的就是大北线，在去康定运茶的途中被龙女摄走，他历尽各种磨难，最后才被深爱他的情人齐珞玲救回家乡。

　　一点不夸张地说，这些藏族商队从大北线到康定的远征在今天看来无异于一部伟大的神话。

　　每年藏历四月（大概相当于公历５月中下旬），高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草地上冒出了新芽，后藏的“朵巴”商队就要进行他们的远征。城镇里的男女老少纷纷离开家门，一早就来到雅鲁藏布江和年楚河的交汇处，也就是“朵巴”商队集聚出发的地方，向即将远行的勇士们敬献洁白的哈达，奉上家乡的青稞酒，为这些将为家人带回珍贵的茶叶的人们壮行。那场面虽然说不上生离死别，却有一种保家卫国上前方的热烈和悲壮。终于，商队在亲戚朋友、邻居乡亲们的瞩托和祝福声中，在爱侣或情人们的深情注视下，浩浩荡荡地起程了。

　　“朵巴”商队十分庞大，他们往往肩负着运回一个地区一两年内所需的几乎全部茶叶的重任。这些队伍常常由数百人和上千匹骡马组成，队伍里既有负责赶马的骡夫，也有专门负责后勤伙食的伙夫，甚至还有武装警卫。这跟后来大量进入西藏贩运茶叶山货的云南和四川马帮不一样。但其中少不了的当然是商人，跟马帮商人不同的是，“朵巴”商队的商人往往是当地寺院、贵族、官府派出的商务人员，是些既官亦商的人，他们所代表的寺院、贵族和官府出资将茶叶买回来，然后再出售给平民百姓，他们就能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由于多年往返于严峻的高原大地，“朵巴”商队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准军事组织，其中的最高首领就是“朵噶本”，他拥有全权指挥这支庞大的商队，不管商人还是骡夫、伙夫和警卫，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他的领导。商队里每１０匹骡子组成一“拉”，类似云南马帮说的一“把”，一个骡夫负责管理一“拉”的驮骡。伙夫边走边一路拣拾牛粪，这样到了宿营地才有足够的燃料。大北线不像滇藏、川藏线，这一路几乎都是光秃秃的大山，有些地方简直寸草不生，无论是沿途的牧民，还是来往的客商，只能以干牛粪作燃料。在荒凉寒冷风又大的藏北高原，牛粪的确是最好的燃料。而武装警卫和带武器的商人们则时刻手持武器，警惕着各种敌人的袭击。到一些险峻危险的路段，他们还要先跃马上前，抢占制高点，以保护商队安全顺利通过。如果碰到盗匪或部落头人武装的拦路埋伏，那就免不了一场恶战了。

　　在过去漫长的年代里，西藏并没有形成铁板一块，许多地区往往由一些土司头人占据，形成相对独立的小王国，谁也奈何他们不得。他们有自己的武装，他们要打谁就打谁，要杀谁就杀谁。就在这些小王国的间隙里，又有相当数量的盗匪活动，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专以抢劫掠杀为生。驮着大量银两和各种给养的商队，自然是他们觊觎抢劫的对象。不过“朵巴”商队早有准备，他们的武器往往更好一些，遇到一般的盗匪土酋，一打就过去了。如果是实力弱的小商队，那简直就是盗匪土酋的盘中美餐，他们人死财空的情况时有发生。

　　庞大的“朵巴”商队就威风多了，他们每天日出开拔，日落扎营，一路无论行走还是扎营，都井然有序，有板有眼。到了一个宿营地，朵噶本根据山势、水源、草场等等地理环境条件，首先选择好自己搭帐篷的地方，扎下中央大帐，作为整个营地的中心。“直本”（骡夫头领）骑着骡子，围绕中央大帐跑上一圈，用“通塔”（拴骡马的长绳）划出每个商人的宿营地和拴骡马的地盘。营盘一划定，骡夫们就动作麻利地卸下驮子，并将驮子堆码成可供防御的营垒；商人和他的助手就熟练地搭帐篷；伙夫们则马上抱来三块石头，生上火架上锅，煮起茶来。于是，商人和商人之间，骡夫与骡夫之间，伙夫与伙夫之间，每天都形成一场习惯性的竞赛，气氛既欢快又紧张。最先完成工作的人就发出胜利的呼叫：“帐篷搭起喽！”“驮子卸完喽！”“茶水开锅喽！”，有时还敲起铜瓢助兴，表示自己是整个商队的优胜者。这样每天每日进行竞赛，无形当中提高了大家的劳动技艺，加快了宿营和拔营的速度，因为路途上最耽搁时间的无非是上驮下驮，打茶宿营。其它时间都是在荒野里走啊走。

　　商队的宿营地是一片壮观的风景：在旷野荒谷之中转眼之间就出现了一座帐篷城市，朵噶本的大帐居中，其余的帐篷环绕四周，宛如众星捧月，俨然一座规划整齐的城镇。营地既能防护盗匪的袭击，又可抵御高原狂风暴雪的侵凌，当然也把各种野兽挡在了外面。在这个漂亮的帐篷城里，为打发漫长的夜晚，消除一天的疲劳，人们还跳舞唱歌，听上了点年岁的长者吟唱格萨尔史诗，如果宿营得早，还可以举行举石头、摔跤、扔牛角等竞赛游戏，欢歌笑语洋溢在月光星光下，沸腾在篝火旁，于是旅途成了学习民族民间文化的学校。

　　商队就这样沿着大北线，翻过积雪的山口，跨过冰冷的河流，在苍茫荒凉的原野上缓慢然而坚定不移地向着康定迈进。大概经过半年的风餐露宿，他们在藏历十月终于抵达康定城。

　　在那里，每个商队都有自己常年落脚的石砌碉楼锅庄。锅庄老板为商队购进茶叶，并代商队出售他们从西藏带来的各种土特产品。商队将带来的货物卸下，留少数人在锅庄招呼生意业务，其他的人就将骡马向西赶过折多山，到一个叫“米仰”的地方过冬。据说那里是古代木雅（西夏人）聚居的地方。康定只是峡谷里的一座小城，哪里养得下那么多人马？所以商队都要到米仰的草场放牧牲口，度过饲料缺乏的冬天。

　　商队在米仰一停留就是三、四个月，每个茶商在那里都有固定的房东，他们交往了好多辈子，互相之间早就建立了牢固的信赖关系。商人一进房东的院落，就要从怀里掏出一卷道地的西藏氆氇，“扎”地挂在房东家的房柱上，作为两年一度的见面礼。房东对他们热情接待，吃、喝、住全由房东代为操办，放牧的草场也由房东代为联系，双方亲如一家。这跟云南马帮在沿途“主人家”的情形一样。商队一边在那儿的草场放牧骡马，使它们得以恢复体力，一边就在当地购买价格低廉的牛皮，缝制包装茶叶和瓷器的皮袋。 　　到来年一开春，他们便返回康定，用准备好的皮口袋将办好的茶叶包装上驮，然后就马不停蹄，日行夜宿，翻山涉水，大约在藏历五六月间回到后藏。商队才抵达那曲，每个商人就要派出一个代表，交替着骑乘两匹强壮的骡子，日夜兼程赶往日喀则，提前报告“朵巴”商队即将到达的喜讯，同时将随身带的一点茶叶分送家里的亲友和邻居，让他们“恰沙”，意思是品尝新茶。“朵巴”商队正式到达时，他们所属的地方要在城郊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为满载归来的英雄献哈达、敬酒、唱歌祝福。 “朵巴”商队这一个来回，历时一年零两个月，算得上一次真正的长征了。

　　“朵巴”商队最为活跃的年代，大概是在清朝初期和中期。也就在那一时期，川康地区的土司头人以及商人看好藏区的茶叶市场，开始从事茶叶经营贸易。同一时期，云南也出现了专门走西藏的“藏客”。他们逐渐组织起了马帮，将茶叶运进西藏，同时也将藏区的山货特产运回内地，有了双倍的效益。后来，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大，干脆将商号开到了拉萨、日喀则、江孜等藏区较大的城镇。由于他们进行的是比较专业的商业操作，来回都有赚头，而且经营也比较灵活机动，这样一来，带有浓厚“业余”味道的“朵巴”商队就没有了竞争优势，随着川、滇马帮的兴起而逐渐衰落下来，到清末民初，竟至于被川康和云南的马帮商号完全取代，早于马帮半个世纪就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结束了他们轰轰烈烈、富于传奇色彩的远征，成为人类运输史上已经翻过去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