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７世纪初，居住在臧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南部雅隆河谷的悉补野部迅速发展起来，他们的首领即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是在父亲囊日伦赞被臣下毒死，属部纷纷叛乱的危难之际继承王位的。史称：“松赞干布赞普之时，父王所属庶民心怀怨望，母后所属庶民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羊同），犛牛苏毗、聂尼达布、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父王囊日伦赞被进毒遇弑而薨逝。”松赞干布幼年亲政，采取果断措施，“对进毒为首者诸人等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其后叛离之民庶复归辖治之下。又后，娘·芒布杰尚囊对苏毗一切部落不用发兵征讨，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服之。不损失户数，悉归其正之编氓矣。在收抚旧部的同时，松赞干布开始了拓缰扩土、统一青藏高原的征服活动。达布、工布、娘布、东女、苏毗等相继归其治下，及公元６４４年左右兼并羊同，统一大业即告完成。从此，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产生了，青藏高原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松赞干布在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完善王朝的军事、行政管理制度。迁都拉萨，实现政治中心的北移；将辖区划分为四茹（后增至五茹），即乌茹（中央翼，治拉萨），约茹（左翼，治乃东昌都），叶茹（右翼，治南木林）和茹拉（支翼，治拉孜），分设将帅统领；将中央官员分为“贡论大、中、小三者，囊论三者，喻寒波三者，总计九种，此即九大论”。各级官员以章饰分别高低贵贱，计有瑟瑟、金、金涂银、银、铜等六等。更为重要的是，派大臣吞米·桑布札前往天竺学习文字学，并仿天竺文字创制藏文，为吐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制订“六大法”、“十善法”等法规；积极利用盟会制度加强其与各属部的关系，以维护王朝根基的稳固。
　　吐蕃王朝开放的政策和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精神，为吐蕃王朝更大的发展及文化的繁荣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吐蕃扩张的重要契机之一。
　　２．吐蕃武力东扩及其与唐朝、南诏的关系
　　吐蕃在结束了对西藏本地地区的统一战争之后，即开始对周边地区的新的征略活动。由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地势相对低缓开阔，宜农宜牧，成为吐蕃向外扩张的首选之地。公元６３８年，松赞干布以唐朝未允蕃使请婚系吐谷浑离间所致为借口，亲率大军２０万人，攻掠吐谷浑，吐谷浑主逃往青海湖以北，其国赀牲畜均为吐蕃所据。随后，又攻破党项、白兰等部，勒兵进抵唐朝松州（今四川松潘）地方。唐蕃联姻约和后，吐蕃军退回本土，在松赞干布之世，唐蕃相安无事。
　　吐蕃武力东扩并占据今昌都等康区地方，是在松赞干布去世，噶尔家族专权时期。６５６年，禄东赞（即噶尔·东赞域宋）率兵攻白兰，党项畏逼，请求唐朝支持其举部内迁，留在今川西、甘南、青海东南部等故地的党项人即归吐蕃治下。６８０年，吐蕃攻陷唐安戎城（在今四川茂汶境内）；西河河蛮与其他各蛮部也降附吐蕃，唐罢弃姚州（今云南姚安北）。其时，昌都地区无疑已在吐蕃的牢固控制之下。
　　活动在今云南境内的南诏政权，在唐蕃关系中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南诏的向背，直接影响到唐、蕃在这一地区辖境的伸缩。唐前期，南诏一直与唐保持密切的隶属关系。７０３年，吐蕃赞普赤都松芒布支亲征南诏，征服各部，次年死于南诏。至８世纪中期，鲜于仲通领剑南节度使，因南诏主攻杀太守张虔陀而出兵攻之，并不容阁罗凤谢罪自新，遂使唐与南诏交恶，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夷谓弟为‘钟’，故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７７９年，南诏主阁罗凤卒，其孙异弁寻嗣立，悉众２０万与吐蕃并力攻唐边地，兵分三路：一趋茂州，逾文川，扰灌口；一趋扶州、文州，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峡关。结果为唐剑南西川军击败。吐蕃与南诏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不堪索兵助阵的南诏主，在唐朝节度使韦皋的招抚之下，开始与唐朝暗中联系。７９３年，南诏遣使入唐，上表请弃吐蕃归唐，次年与吐蕃决裂，与唐朝结盟并大败吐蕃，于是吐蕃在云南的影响日渐衰微，对康区的控制也受到影响。
　　二、吐蕃统治下的昌都
　　由于资料奇缺，目前还难于对吐蕃统治昌都的史事作一个全面的介绍，我们只能利用零散的材料探究一下吐蕃下昌都的大致状况。
　　按照本教史书的传统说法，古象雄分别由里、中、外三部分组成。其中“外象雄是以穹保六峰山为中心的一块地方，也叫孙巴精雪，包括三十九个部落”。旅居意大利的著名藏族学者南喀诺布先生指出：“下部协来加嘎（she le rgya skar）的琼布六峰山，也称之为松巴岭之精雪（sum pa gling gi gyim shod）。在琼布所属，有琼布白、黑、黄三部落的三大寺。洛邓建的夏色等寺广布于琼布丁青一带。”以上“穹保”、“琼布”均是藏语khyung po之音译，系丁青一带之古地名。“松巴”即sum pa，也即汉文古书书中的“苏毗”。《旧唐书》谓：“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据日本学者佐藤长研究，苏毗东南部分包括了昌都地区所属的边坝县丹达山一带。而“精雪”则是昌都丁青觉恩一带的古地名。藏文中的“孜珠”（rtsi drug），意为六山峰。“琼布六山峰”是指现今昌都地区西北部丁青县觉恩乡的孜珠寺所在地。又据藏史名著《智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时，曾在属地建立十八个采邑。只要各领主服从赞普指令，拥护王权，承担赋税，仍可如从前一样，继续作为土地、牲畜和属民的主人，管理各自采邑。其中即有设在康区的“多康多钦八武士千户部”。在吐蕃王朝以军事组织为核心的五茹（五翼）中，也有包括今昌都大部分区域的“苏毗茹”。足见，昌都在吐蕃辖区中的位置。
　　康区是吐蕃东向扩张的突破口，由防守边地上、中、下三勇士部的中勇士部来负责，其据地大约即在昌都。《智者喜宴》载，“中勇士部是在贝南隆山以上，恰廓达瓦以下地方，由十二贝甲（sbas rgya）部居此，并任那雪之官”。“那雪”是昌都西北的比如、丁青、边坝一带之古地名。也是康区“十雪地”（意为十山麓地）之一。统领中勇士部的贝氏即出自那雪的小千户。
　　赤松德赞（７５４～７９７年在位）时期，吐蕃王朝更进一步加强对昌都一带的控制。他利用封赐土地的办法来拉拢控制康区的部落头人。据《拉多世系》记载，为了表彰拉多头人的功绩，赤松德赞授予拉多头人“英雄猛虎”称号，以其保卫多康六岗众生而驻守边关，特派南拉·耶孜噶布战神为其左右护法神。拉多王是百姓的神，是藏区大统一后的功臣，故赐名为“拉多王”，意为第一神王。此后，拉多王借助这一封号，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一时誉满康区，成为昌都一带势力最大的部落之一。拉多故地即今卡若区所属的拉多乡。此外，刻于公元８０４年的察雅仁达摩崖石文中的“大蕃国”等字，也反映了察雅地方在吐蕃王朝时期的一些情况。

第二节　吐蕃王朝昌都的交通与社会经济状况
　　一、昌都境内唐蕃古道走向
　　吐蕃王朝时期，青藏高原地区的交通网络业已形成，南通尼泊尔、印度，西通中亚，北通西域，东与川滇相连，其中以青藏间的唐蕃古道最为重要。吐蕃与川滇地区的交通要道也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川藏道有南北二道，北道由维州、松州，南道由雅州、黎州、嵩州，南北两道在昌都会合，然后北取那曲到拉萨，南取林芝到拉萨。黄奋生先生认为，吐蕃东扩时出兵的东路南线，大抵出昌都经西康北部南下到康地。滇藏道也要经过昌都，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昌都在地理交通上的独特位置。它在吐蕃东向扩张，以及吐蕃与祖国西南边疆兄弟民族交往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
　　结合实地调查，我们对历经昌都的川藏道在此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条道路大致经过今芒康、察雅、昌都、波密，再至拉萨。兹陈论据如下：
　　其一，在今芒康县盐井乡有一条叫扎国徐的山沟，其一巨石上雕刻有四尊人像。当地百姓说居中者为松赞干布，左右二人即文成、墀尊两位公主，旁边侧立者是大臣噶尔·东赞域宋。从雕刻风格和局部特征看，它有吐蕃时期雕刻的印迹。
　　其二，在芒康县邦达乡的拉堆也有内供圆雕大日如来和八大随弟子像的殿堂。当地群众称此为文成公主进藏时所雕刻。有关研究者也认为：“造像的头冠和服饰反映了地道的唐代早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西藏早期的吐蕃石刻风格大相径庭，这批造像很可能是汉地工匠所为。”
　　其三，雕刻于公元８０４年的察雅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其无疑为吐蕃时代之作品。
　　以上三处具有代表性的早期石刻艺术品，均位于古代昌都地区的交通要道上，为我们勾画这条路线提供了线索。
　　又据成书于１４４６年的《洛绒教法史》记载，第六世噶玛巴通瓦顿登２６岁时到康区传教建寺。１４４１年在现今昌都噶玛寺讲法。开春后，他从噶玛寺动身，经芒康到“窝额”（vo rngor，今察雅县香堆一带古地名）朝拜弥勒佛。尔后，他经“崩”（vbom，今芒康县莽岭乡）到巴塘等地传教。其传法所走路线，恰好即是古时之川藏道。
　　清代汉文史籍《西藏图考》内有专章介绍西藏各地程站，其记昌都交通谓：“江卡（芒康）半隅平坦，为藏炉大道，系巴塘、乍丫之中途，……有汉人寺在南墩（今芒康邦达乡之拉堆），每年七月，巴、察二地客民皆云集贸易，如内地庙会。……乍丫（今察雅县）在江卡西南，即《会典图》注之札雅庙也。……仙女洞在宫角（今贡觉县）路旁，其下依岩作碉房一间，内有石碣，仅存‘大蕃国’三汉字。……察木多（今卡若区）在乍丫西北，即古康也。古称前藏，一名界喀木，通川滇。……洛隆宗在类伍齐西南，其地有嘉裕桥，为藏、炉通津，亦西海进藏之要隘。……硕般多，在洛隆宗西，地山险隘……。边坝在硕般多之南，……尔后至拉萨。”可见，吐蕃时期从芒康、察雅、昌都、洛隆、边坝至拉萨的“川藏道”交通业已繁荣。由于交通便利，以及沿途所经地区人口相对稠密，物产丰富，始终是入藏的重要通道。清康熙五十八年和乾隆五十六年两次用兵西藏皆取此道。
　　二、昌都地区社会经济状况
　　昌都地区是一个农牧兼重，兼有狩猎业的地区，经济门类多样。早在新石器时期，昌都的居民已经过着以农为主的定居生活，狩猎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家畜饲养、畜牧业均获得一定的发展，卡若文化即体现了这一方面的成就。
　　吐蕃王朝建立后，统一与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吐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及唐蕃联姻，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传入吐蕃，更有力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松赞干布时期，蓄水为地、引渠灌溉被广泛采用，划分田地，厘定升两，并设立专职人员管理农牧业，社会分工趋于细致，呈现不断进步的局面。
　　吐蕃时期，昌都地区的部落头人让属民以村为单位承担赋税劳役，且使之专门化，类型大致有三，即赋税、兵役和劳役，相应地形成赋税村、兵役村和劳役村。据《拉多世系》记载，拉多部落的百姓和属民是赤松德赞封赐给拉多头人的。其时，拉多“拥有众多侍从和百姓，格由、大亚、永忠三个村为他的赋税村，然乌、琼布、井内三个村为他的股兵役村，格克、亚罗、亚那为他的服劳役村”。
　　从上引史料也可以看到，昌都的拉多部落居地，在理论上也是赞普王权治下的地方，赞普是这块土地的最高主人，拉多头人管理这里的属民、牲畜和土地必须经过赞普的封赐与授权，由头人代赞普行使对属民的管理与剥削，赞普与头人，头人与属民形成隶属关系。说明当时社会仍具有奴隶社会的某些特征。
　　《旧唐书》记东女国，“其所居，皆起重屋，王居九层，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说明当时的建筑工艺和毛纺手工都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这无疑与当时农牧业经济的长足进步存在密切的关系。只可惜文献奇缺，我们还难知其详。
　　三、昌都地区的奴隶起义
　　长期的对外扩张，极大地消耗了吐蕃王朝的人力、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引起被征服地区人民的不断反抗。同时，大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吐蕃王朝的覆灭。公元８４２年，拉拢贝吉多杰刺杀达磨赞普，王室后裔云丹与斡松分据前后藏地区，受贵族拥戴相互火并，吐蕃各地守军将领也拥兵自重，混战不已，吐蕃的统一王权遂告终结。
　　在战争中遭受奴役的下层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彻底动摇了吐蕃王朝赖以统治的基础。９世纪中叶，在吐蕃占领的河西陇右地区，以及吐蕃本部，先后爆发了奴隶平民起义。而吐蕃本土的暴动“首先发生在朵康地区，其首领是韦·科西来邓”。据学者考证，此“朵康”即指今昌都与甘孜一带地方。其首领韦·科西来邓则是一位手工匠人。当时起义的奴隶和平民提供了“不砍山头，要砍人头”的口号，此事也发生在昌都附近。起义军自东向西挺进，沿途各地的奴隶和平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势力日益壮大，直插吐蕃统治的腹心地带，愤怒的奴隶还一举掘毁神圣不可侵犯的历代赞普陵墓。持续多年的奴隶大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在它的沉重打击之下，吐蕃奴隶制政权终于瓦解。
　　在奴隶起义和王室内争之中，吐蕃贵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大贵族或者被杀，或者四散逃离，阿里地区、青海宗喀地区、昌都地区皆有王室后裔。如“中部康区昂雪一带的阿内家族，即是王室后裔”。昂雪即澜沧江支流昂曲河下游，在今卡若区沙贡乡一带。赞普的这一支后裔在昂曲河下游沙贡地方，建起了颇具势力的“沙贡第巴”（意为沙贡地方酋长）。可见，昌都也曾是赞普后裔的避难所之一。

第三节　吐蕃王朝时期昌都的文化
　　一、唐代两位公主进藏途经昌都的传说
　　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松赞干布积极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学习和借鉴周边地区先进的科技与文化，尤其唐朝的灿烂文化。他先迎娶尼泊尔墀尊公主，遂后又派大臣噶尔·东赞域宋（即禄东赞）携重金到大唐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请婚，迎娶文成公主。
　　唐蕃联姻在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无论在藏族民间文学，还是戏剧歌舞中，无论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雕塑中，都有大量题材反映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而流传在昌都一带的传说，寓意深刻，想象丰富，颇具代表性。
　　昌都地区有关唐朝两位公主进藏的传说涉及唐蕃古道，颇有参考价值。在芒康盐井的扎国徐，邦达的朗巴朗则，贡觉与察雅交界地，以及察雅仁达地方等，均有这一方面的内容。
　　在芒康盐井扎国徐沟里一巨石上刻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墀尊公主及大臣噶尔·东赞域宋之雕像，在邦达的朗巴朗则殿堂供奉有据说是文成或金城公主进藏时雕刻的大日如来佛像。在贡觉与察雅交界的仓地方，有一块辽阔的平地草滩，上写巨幅藏文六字真言，据说也是文成公主用她的马鞭一挥而就的。有关察雅旺布的仁达丹玛摩崖造像的传说，更集中地反映了有关唐朝公主进藏的相关内容。
　　察雅仁达地方流传着一则优美的传说：当年文成公主一行跋山涉水，取道察雅地方前往拉萨，曾在风光秀丽的仁达稍事休息，公主喜欢这块地方，遂在非凡的造化与功德，在丹玛悬崖上显现出大日如来佛和八大随弟子像。同时又运用法力，如同西天大圣孙行者那样，拔几根头发往山上一吹，顷刻间在原本光秃的山脊上长出大片森林。当地百姓即采伐森林，按公主之愿望修建了仁达殿堂，用以供养佛像。为了造福当地百姓，公主教当地人民开荒种田，引水灌溉，使用水磨。其遗迹至今犹存。
　　有关唐朝两位公主进藏经过昌都等地区的说法，其真实性尚待进一步考辨。察雅仁达摩崖造像刻于公元８０４年有可靠年代记载，它与文成、金城两公主入藏无关。但是，它所反映的几点史实值得注意：其一，这些佛像石刻就手法与风格而言是相当古老的，大多与唐代有关。其二，它充分体现了唐代时期昌都地区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其三，它具体反映了藏族人民对文成、金城两位公主的热爱与敬仰之情，表达了藏汉两族人民世代团结友好的真挚愿望。
　　二、佛教在昌都地区的传播
　　公元８世纪中叶，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座正规的寺院——桑耶寺，并由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为主持开光，寂护还担任寺院堪布，剃度七名吐蕃贵族青年出家，藏史上称为“七觉士”，是藏传佛教首批出家的藏族僧人。其中一位是木巴果家族的毗卢遮那。赤松德赞为培养佛经翻译人才，派毗卢遮那等人到印度学经。他从印度学习密乘经典返藏后，虽然得到赞普的信任，但却遭到了学显教的印僧们和吐蕃本教徒及其代表势力的反对。赤松德赞迫于压力，不得不把毗卢遮那“流放”到康区察瓦垄（即宁静、盐井以西怒江河谷一带）。至今在昌都各县仍流传着有关毗卢遮那被流放到昌都一带的传说。在江达、左贡、芒康、察雅、类乌齐等地，就有不少据说是毗卢遮那修行洞的地方。《青史》也记载，“尼峨生格所著《秘密藏续释》这一释论，是由译师毗卢遮那在窝都（额）吐杰降钦寺中译出的”。窝都（vog rdo）应为“窝额”（vog rngo）之讹，其地即今昌都察雅一带。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毗卢遮那的流放，成为向康区传播佛教的契机之一。
　　赤德松赞（７９８～８１５年在位）时期，包括昌都在内的康区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从察雅仁达丹玛摩崖造像铭文中“安居总执事为窝额比丘朗却热，色桑布贝等”的记载，我们不仅了解到当时窝额（今察雅）有僧侣，而且有较大规模的寺庙。
　　热巴贝在位时（８１５～８３６年），推行七户养僧制度。规定凡是恶指指僧人者，断其指；以恶眼视僧人者，剜其目。把僧人列为最高等级，还给一些寺院和佛堂分拨土地、牲畜与奴隶，作为其固定的经济收入。这在康区也当有所反映。
　　据《第吾教法史》记载，晚年的热巴巾为僧人修行特修复、重建六座寺庙，“在卫地修建了拉萨大昭寺和桑耶寺，在康地瓜州江边建立了永忠顶寺和噶贡土吉龙寺，在多康建立龙塘度母殿和窝如（额）弥勒寺”。其中大昭、桑耶和龙塘三寺非其所建，而为修复。多康的窝额弥勒寺，即指察雅香堆供奉有自生弥勒佛的强康大殿——弥勒佛寺。现在，可以确定为吐蕃时期遗存在康区的寺院至少有三座，即仁达佛堂、龙塘卓玛拉康殿和窝额弥勒寺等。
　　三、仁达摩岸造像与石文的内容及特点
　　仁达丹玛摩崖造像位于昌都地区察雅县旺布乡境内丹玛山崖。当地群众依据造像主供佛而称之为仁达大日如来殿。造像利用丹玛山峭壁岩石依山雕凿而成。可分为主供佛大日如来佛、陪衬佛八大随弟子和两个飞天女神，附加佛护贝龙王，以及殿堂上部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刻像等。造像下面有吐蕃时期凿刻的藏文铭刻和数十个汉字。在造像右边刻有藏文的《普贤行愿品》经文。藏文部分９５％的文字很清楚，汉文部分除“匠浑天”、“同料僧阴”、“大蕃国”等以外，大多已漫漶不清。
　　十分可贵的是，藏汉文史书都曾提到这一吐蕃时代的珍贵遗物。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载：“尔时，汉女公主同吐蕃使臣已行到邓马（丹玛）岩。曾于岩石上刻弥勒菩萨像一尊，高约七肘，《普贤行愿品》两部”。《智者喜宴》也说：“之后，公主和主仆在康地等候噶尔时，将《普贤行愿品》卷首及八十肘的佛像刻于岩石上”。以上记载与实际勒刻年代有误。晚期汉文史书也提到这一遗迹。《西藏图考》说：“仙女洞在宫角（贡觉）路旁，千仞石壁中露窗隔形，其下依岩作碉房一间，内有石碣，仅存‘大蕃国’三汉字，余模糊不清”。
　　仁达摩崖题记铭文虽多见诸报刊杂志，但多系相互传抄，讹误不少。故于此将题记铭文试重译如下：
　　圣教之意，乃一切众生皆有识念佛性之心。此心非亲教师及神所赐，非父母所生，无有起始，原本存在，无有终了，虽死不灭。此心若广行善事，利益众生，正法加持，善修自心，可证得佛果与菩萨提，便能解脱于生老病死，获无上之福；若善恶间杂，则往生于天上人间；多行罪恶与不善，则入恶界有情地狱，轮回于痛苦之中。故此心处于无上菩提之下，亦有情于地狱之上。若享佛法之甘露，方可入解脱一切痛苦之地，获永久之幸福。故众生珍爱佛法而不得抛弃。总之，对于自己与他人之事的长远利益，则向亲教师讨教，并阅读佛法经典，便能领悟。
　　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时，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赐给金以下告身，王妃琛莎莱莫赞等，众君民入解脱之道。诏令比丘阐卡云丹及洛顿当，大论尚没庐赤苏昂夏、内论□论赤孙新多赞等参政，初与唐会盟时，□亲教师郭益西央、比丘达洛添德、格朗嘎宁波央等，为愿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书此佛像与祷文。安居总执事为窝额比丘朗却热，色桑布贝等；工头为比丘西舍、比丘□□松巴辛和恩当艾等；勒石者为乌色涅哲写及雪拉公，顿玛岗和汉人黄崩增父子、华豪景等。日后对此赞同者，也同获福泽。
　　益西央在玉、隆、蚌、勒、堡乌等地亦广□写，□者为比丘仁多吉。
　　若对此佛像及誓言顶礼供养者，无论祈愿，何事皆可如愿，后世也往生于天界；若恶语戏骂，即得疾病等诸恶果，永坠恶途；法律也对反佛者，从其祖先亲属起施行□□□。故无论任何人均不得詈骂讥讽！
　　依据这份铭文题记，我们可以把铭文归纳为刻经兴佛、记述赞普敕命僧人参政、祈求唐蕃和好、赞普功业昌隆、众生安乐，及号召百姓皈依佛法，保护佛法等内容。
　　察雅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及石刻，是康区一带唯一能确定为吐蕃时代的造像铭文，它对于研究吐蕃时期昌都地区的政治、宗教、法律、文化及书法雕刻艺术，均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昌都地区吐蕃时期金石铭文的空白，丰富了吐蕃金石文化的内容，而且帮助人们澄清了吐蕃历史上的某些疑惑，深化了学术界对吐蕃社会的研究。纠正了《西藏王统记》中对丹玛摩崖造像勒刻年代记载的失误。同时，赞普赤德松赞的名字在不同的史书里有不同的名字，如牟德赞普、牟赤赞普、牟如赞普、赤德赞、赛那列等，使人无所适从。仁达摩崖造像的发现，可以确定赞普名字的正确写法为赤德松赞。
　　仁达摩崖造像及石刻铭文有一些特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勒刻年代确凿。铭文称此石刻于赤德松赞时的“猴年夏”。赤松德赞在位时间为公元７９８年至公元８１５年，期间只有一个猴年，即公元８０４年。其二，刻文《普贤行愿品》这一段是由前弘期西藏最著名的译师噶、觉、尚等在世时所翻译的。其对译经的次序、特点、发展及藏语文法的演变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其三，说明赞普赤德松赞时，佛教僧侣不仅是宗教上的主持者，而且还封授有政事大论（宰相），掌有政治大权。可见其时崇佛胜于其父兄时代。其四，该摩崖石刻详载了创建该文物的总仆役、主领头及刻石工匠，是了解当时石刻工程经营指挥、收支、技术指导和具体铭刻等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