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益西　男，藏族，1948年生于西藏拉萨市。198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获古典藏文文学硕士学位。从毕业至今在西藏社会科学院从事藏族古今文学、藏族古今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工作和藏文典籍整理审定以及藏汉翻译工作。曾任藏文古籍出版社社长。现仍为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西藏大学、西藏社会主义学院客座教授和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学术成果：

　　《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卷》/专著/汉文/1995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合著（国家级课题）

　　《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专著/藏文/1996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合著（自治区级课题）

　　《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译著/藏译汉/1996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合译（自治区级课题）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译著/藏译汉/1996年由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合译（2004年修订再出版）并获西藏自治区首届优秀翻译作品特等奖；

　　编者按：日前，本网记者在拉萨专访了格桑益西研究员，他就西藏的民主改革及藏学人才的培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根据访谈录音整理的文字稿。

谈到民主改革时格桑益西兴奋地说着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　摄影：王飞

　　记者：请你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看法，好吗？

　　格桑益西：其实和平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并没有得到解放，政治上没有，经济上也没有，还是跟过去一样，只不过是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奠定了一个基础，为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奠定了一个基础，也就是把帝国主义的势力赶出了西藏。农奴的地位没有什么改变，特别是生产关系没有改变，真正的改变都是在民主改革以后。1959年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西藏地方政府，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所以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西藏50年的发展就离不开西藏民主改革，没有民主改革，西藏今天不会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我个人来讲，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也就是2、3岁吧，双亲就都去世了，我都没有印象，我是由奶奶养大的。1948年我出生在堆龙德庆县的一个差巴家里。所以我对民改以前旧制度本质上的东西当时是不了解的。但是我记得当时拉萨的面貌，到处都是乞丐，很多就露宿在墙角旮旯，生活非常悲惨。上世纪50年代，政府曾经组织大批专家学者到西藏做实地调查，了解封建农奴制度的具体情况，我们是通过这些数据分析才知道当时的社会情况是什么样的，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当时的西藏社会是非常落后残酷的。可以说，全西藏有95％的人过着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而占人口5％的三大领主和他们的代理人，却几乎占有西藏的整个生产资料，比如土地、森林、牧场，广大农奴只能是依附于他们的土地，给他们支差，过着会说话的牲口一样的生活。如果那种生活一直延续下去，西藏没有任何前途，我们这些农奴的后代，也不会有今天的生活。所以说，我是赶上了民主改革的好时代，好时光，我感到非常的幸运。正是因为有了民主改革，才有了我命运的改变。

　　曾经有人问我，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宣布了黑奴解放，黑奴的解放和西藏百万农奴的解放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共同点。我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黑奴是解放了，但这个解放仅仅是人身自由的解放，而在政治上还没有解放，没有翻身，在经济上也没有彻底的解放，种族歧视还是存在的。后来有些美国的黑人领袖为争取平等自由还被暗害了。今天奥巴马能当选美国总统，也是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努力奋斗后才实现的。所以西藏的民主改革，跟美国黑奴解放有本质上的区别。西藏百万农奴的解放不仅是人身自由的解放，而且是百万农奴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土地的主人，政治上是彻底翻身了，可以直接选举代表参政议政，国家的大事都可以参与意见。这个就不一样了，这是一步到位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为西藏的发展变化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情。所以自治区人大通过决议把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纪念日。为什么要定这样的日子呢，因为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下令，决定撤销西藏地方政府，建立西藏民主政治制度，彻底改变了百万农奴的命运，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少数人当道，国务院宣布民主改革后，百万农奴成了国家的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就成了里程碑一样的事情，所以很有教育意义。这个教育意义不仅是让当时亲身经历过的人，不忘过去，牢记历史，而且对于子孙后代都能起到教育的作用，让他们了解过去，珍惜今天的生活。由于有这样的作用，所以我非常地拥护，因为这确实反映了整个藏族人民的愿望与心声。

格桑益西的著作　摄影：王飞

　　记者：你翻译的《西藏通史》影响很大，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有关情况吧。

　　格桑益西：对我来说，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就是民主改革，我赶上了好时代；第二步就是赶上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和招考研究生制度，我考上了研究生。当时国家为了培养藏民族的人才，也是为了保护藏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所以在中央民院专门设立了古典藏语文文学专业，虽然招收的研究生人数不多，只有四个人，但是国家还是投入很大，说明国家是很重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典籍的保护和发展的。可以说我是一个幸运儿，正好考上，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充实自己，掌握更多的藏学方面的知识。研究生毕业后，我一直在西藏社科院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所涉及的领域面比较广，拓宽知识领域的机会也比较多，再加上自己的努力，知识面就比较丰富。后来院里就让我做一些藏翻汉、汉翻藏的工作，做专业性的翻译。这种工作没有一定的知识面，没有两种语言的相当水平，是翻不好的。自己付出了劳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国家的鼓励，我现在也很感激。因为国家给了我西藏自治区第一批优秀专家的称号，后来又享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些都是国家给我的荣誉，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所以我心里非常高兴。

　　《西藏通史》用了一年时间来翻译，四个人，一百万字。翻译的难度很大，因为很多东西在汉藏词典或者藏汉词典里都找不到。为了翻好这本书，有时候仅仅是为了一句话，就要花两三天的时间，翻阅很多其他的资料；有时候还要去老学者那里请教，而且还不能只听一个方面的解释，各个方面的都要听，因为有时候在文字理解上有很多不一样。我们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翻译工作，使之和原来的藏文版相当吻合。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二版。因为第一版出来时，很多国内外的读者不太了解西藏的情况，不懂藏语，里面有很多官衔就是音译过来的，还有很多西藏的地名、人名分不清，很多历史事件也不太清楚。书一出版后我们就收到很多的信，提出了很多建议，要求加更多的注释。这一次，我们就在很多书名、地名、人名、官名的下面，注上拉丁字母藏文转写，所以这个《西藏通史》的第二版出来后，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是一本畅销的书。

　　因为是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我也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点该做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国家的肯定。但这一切我都要感谢民主改革，是民主改革使我改变了命运，使我有机会掌握文化，像我这种人在过去是没有机会学文化的。因为那时候文化掌握在很少一部分人的手里，广大农奴的后代是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学习的。

　　我还写过一本《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是针对从这儿跑过去的原来的一个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所写的一本很厚的《西藏政治史》写的。他那本书出版以后，在美国翻译成英文，在国际上流传得很广，很多国外学者就拿他的书做参考。而他在那本书里有很多东西是断章取义的，歪曲了历史。其实，藏学的很多典籍都在西藏，所以我们要参考古人写的、前人写的来澄清历史，让世人了解西藏的真实历史。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用藏文、汉文一起出版了一些书。1996年出版了《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与《西藏通史》的第一版同时出的。

西藏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有关藏学研究的书籍　摄影：王飞

　　记者：你在主持西藏古籍出版社的工作时，在西藏文化的保护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请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格桑益西： 2003年的时候，我调到藏文古籍出版社当社长。藏文古籍出版社是1985年左右筹建的，1989年在全国出版行业压缩的情况下，国家新闻出版专门批了藏文古籍出版社。在出版社的主要宗旨中就规定，藏文古籍出版社就是要承担起1949年以前西藏的藏文典籍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这个出版社不是商业性的，是公益性的，国家每年拨经费出版书籍。在我去之前有很多学者就出了许多书，我去了以后，经过我审定的书将近10本，这些书涉及到藏族的历史、宗教、语言、风俗、心算、藏医等各个方面，内容很广泛，学术价值相当高，所以受到了国内外藏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好评。现在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有意大利、英国、法国、奥地利、挪威、日本这些国家的有关藏学机构和图书馆都收藏有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的典籍。这些书对于了解西藏的历史、研究西藏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现在很多都没有翻成汉文，这对很多不太精通藏文，或者不懂藏文的研究藏学的人来说是一个遗憾。所以，西藏社科院已经计划组织人力，把有些重要的典籍翻译出来。这个工程也是相当大的。

摄于1978年的珍贵图片，格桑益西（左三）和他的研究生导师东噶·洛桑赤列（右二）。摄影：王飞

　　记者：您做了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工作，自己也有很多专著，目前你觉得藏学研究工作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格桑益西：藏历年之前，西藏自治区组织部、人事厅组织各个方面的专家搞了一次座谈，社科院这边是我参加的。当时我也提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要重视藏学领域人才的培养。我作为中国藏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过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丹麦、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在出国的过程中深深感觉到，国外的很多媒体、学者、学生、甚至议会的议员，对我们的偏见很大。我们出去以后，根据自己研究的东西，发表了一些演讲，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匡正了很多错误的谬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我说，藏学研究领域不能断人才，因为藏学领域的研究还要深入、发展下去，藏学是国家的文化保护和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工作需要人才；而另一方面，维护西藏稳定，维护祖国统一，让世人正面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需要功底很深的、在藏学研究各个领域的知识都很全面的人，来宣传，来做工作；如果没有这些人，说实在话，你去国外讲西藏的历史，人家可能会打很多问号；但如果是一个藏学家，出现在这里讲，很多人就都哑口无言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当然对年轻人来说，关键问题是钻研下去，不要浮躁，得把自己的功底弄得扎扎实实的，这样以后才能成为藏学研究领域的顶梁柱。

　　其实，国家也一直在培养研究生，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都有，但是如果能把层次越来越提高就更好了。这个问题很重要。藏学领域不是光懂点藏语藏文就行了，研究也不是单靠一个路子走，而是各方面知识的综合研究，才更有价值。我编写《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卷》，就涉及到很多领域。在书的后面，我就写了当时为什么接受这个任务，也写了当时是如何写的、都参考了哪些书，都写在上面了。研究岗位上的年轻人要珍惜学习机会，结合自己的工作，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才能把藏学研究提上去，发展起来。藏学领域现在处于西强我弱的状况，要改变这种状况，老一代要做努力，更重要的是，年轻一代要改变这种局势。其实，目前已经有些改变了，国际藏学会议如果没有内地、西藏的专家参加，就会逊色很多了。当然，我们也要学习西方的研究方法，人家有些学者并不是杂家，但知识面很广，研究起来却非常专业。比如，宗教的某个领域里面，他谈的非常细；历史就是某个阶段的历史，写的非常清楚，但不是泛泛的谈，泛泛的写，很专门的。我们也要学习人家西方的一些研究方法和思想，要引进来。（录音整理：王飞/杨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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