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罗绒战堆先生

　　1959年，西藏全面实行民主改革，迄今已有50年，这50年西藏的发展让知悉内情的人惊异非常、赞不绝口：美丽的风景，怡静的民居，安定的生活，让人恍惚间身处桃源。一切的改变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那西藏的经济到底在民主改革中究竟接受了何种洗礼，以至于诞生了一个地区在50年内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奇迹？本网记者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罗绒战堆先生就这个话题进行了交谈，他用通俗的语言诠释了民主改革在西藏所实践的经济学理论，为我们呈现出奇迹背后的真实……

　　超稳定结构——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经济特点

　　从三大产业来看，西藏在民主改革之前，生产力低下的农牧业占绝对性地位，90％以上的产值都出自农牧经济。工业和第三产业基本为零。刚解放的时候，全西藏只有一个功率为1000千瓦的小电站，只能带起10盏100瓦的灯泡。而商业也基本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

　　目前，经济学上最佳产业结构是321，即第三产业最大，其次是工业和农业。所以不管是从结构上看，还是从生产能力上看，旧西藏的经济结构是非常低下的。但这种结构在当时却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

　　当时西藏低下的生产力支持不了人民革命，也支持不了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式的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时，全西藏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又极大地压制了社会的发展，维持着较低的生产力，给自身提供了保护。另外加上藏传佛教给老百姓灌输了“前世罪定今世苦，耐尽今世待来世”的认命思想，也给当时低层次的社会经济结构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当上层建筑不再适应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被改变。比如欧洲的宗教改革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比较匹配的时候，两者就会互相扶持，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旧西藏正是这样一种状况。

　　但是，这种超稳定结构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这种稳定是以老百姓沉重和悲惨的生活作为代价的。在封建农奴制下，5％的人占有着所有的生产资料，95％的农奴老百姓供养着5％的贵族、领主和僧人。解放前，因为低下的生产力，一半以上的老百姓都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出生率高，死亡率更高，导致西藏人口一直没有什么增长。而人均期望寿命却正是联合国衡量一个社会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旧西藏的人均期望寿命仅35岁，现在已达67．5岁。

　　另外，这种超稳定的性质也决定了，只有外力的强大冲击才能改变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并带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损不足以补有余——旧西藏不愿改变经济结构的原因

　　民主改革前，西藏生产力低下，社会落后，老百姓生活悲惨……面对这样的状况，为什么领主、贵族不愿意改变？很明显，尽管生产力低，粮食、肉、奶等各类产出也少，但毕竟是95％的人在供养着5％的人，无论如何，这5％的人的生活都是极为富足，生活水平也是很高的。既占有着所有的生产资料，又掌握着所有的权力，同时又有宗教力量的帮助和扶持，换作任何一个人，恐怕都是不愿意改变的。但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或为老百姓考虑的立场上，旧西藏的经济结构是非改不可的。

　　所以1959年的民主改革其实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个时候呼声已经很高了，当时就有六七十个西藏农民联名写信给达赖喇嘛，希望能分到土地和牲畜。但这样的请求显然被旧西藏上层忽略了。

　　农民占有土地——扭转西藏经济发展的乾坤

　　西藏社会经济的改变，要有两个条件，内部需求和外部动力。首先外部动力就是缺乏的，因为封建农奴制下生活水平极高的上层领主、贵族、僧侣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现状的愿望。内部需求来说，因为老百姓不占有生产资料，又无权占有劳动成果，所以也谈不上发展生产和经济的欲望。

　　1959年的民主改革对西藏经济的改变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也就是把5％的人所占有的土地、牲畜分给了95％的人。从此，老百姓不仅拥有了生产资料，有了土地，有了牛羊，而且合法享有一切劳动成果。只要是自己生产的都归自己，一下子生产的动力和积极性就都有了。这样，在中央主持民主改革、发展社会经济的外部基础上，人民内部的发展需求也成长起来。

　　人们生产的财富多了，占有的财富多了，消耗的财富也多了，这样，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各个行业也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一样，迅速运转起来。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因此获得了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巨大空间，人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这才有了50年从无到有、一日千里的变化。

　　50年来，西藏经济结构已经有了本质上的改变。现在，第三产业是西藏经济的最大的部分，农牧业和工业基本旗鼓相当。尤其是青藏铁路开通起来，旅游带动了客运、食宿、手工艺、文化等各个行业的发展。农牧民进城务工的、自己贷款买车搞客运的比比皆是，但314事件给这种发展势头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仅旅游业一项，2008年的损失就在60％以上。

　　封建农奴制——当今西藏经济发展所遇阻力的渊薮

　　封建农奴制的影响至今都在阻碍着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旧西藏的没有任何公共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仅有的几所教育、医疗机构都是为领主阶层服务的，道路、市场之类更是难得一见。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对解放后西藏的经济发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解题却是一个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的过程，至今国家仍在继续。

　　其次，在旧西藏老百姓得不到教育，科学文化素质低，缺乏竞争力，使西藏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不足。要大幅度改善这种情况，至少需要两代人的发展。

　　另外，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统治，老百姓的渴望富裕的愿望被压制，如今渴望富裕和发展的意愿还不够充分，使西藏经济发展在内在需求上有所欠缺。

　　正因为这样，国家才一方面控制市场经济在西藏的发展，以免缺乏竞争力的群众被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另一方面组织全国人民对西藏进行大力援助和扶持，全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医疗卫生和科学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用各种补贴帮助农牧民搞生产、求发展。

　　饱汉不知饿汉饥——应允许西藏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共生

　　外面有些人说西藏的经济发展侵蚀了它的传统文化，这是偏见。现在第三产业在西藏是重头，其中旅游业更是典型代表。到西藏旅游的人想的都是要看看西藏的风景、尝尝藏餐、住住藏族特色的旅馆，买点藏族特色的手工艺品。从经济学上来看，有了这样的需求，就会出现相应的满足手段。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西藏的人文景观得到了更好的保护，藏餐、藏式家居、传统手工艺等等不仅没有被侵蚀，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了更大的继承和发展。在以前，这种状况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配合，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

　　美洲的发展是在殖民统治的基础上进行的，其过程完全是通过排除异己文化来实现的，而在中国，文化是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的，汉族和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是一种相互借鉴和吸收，然后发展的状态。

　　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发生的一些改变，是需要认可的，也是老百姓自己来选择的。糌粑、米饭、馒头，国家全给你提供，爱吃什么都由老百姓自己选择，我们要予以尊重，政府也不强迫。成天住帐篷吃粗粮，谁都不愿意，你不能自己吃得好、住得好，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好处，而要求西藏农牧民一成不变的继续过去的艰苦生活。这种所谓的活化石一样的“文化保护”实际上没有给老百姓选择的空间，这才是独裁。

　　附：

　　罗绒战堆（张明），男，藏族，四川省甘孜县人，研究生学历，在读博士生。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数学系，获数学学士。

　　1982年－1985年在四川省甘孜州民族干部学校任教。

　　1985年－1987年，就读于上海机械学院中美合办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研究生班。　

　　1987年5月至今，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从事西藏及藏区的社会经济研究。

　　1991年－1993年，参与藏研中心与北大社会学所合作的课题“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1994年－1996年，主持并参与国家重点课题“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研究”。

　　1997年受国务院扶贫办和“全球环境与发展组织”（NGO）委托，主持“对西藏的环境状况和太阳能的开发利用评估”课题。

　　1997年至1999年今主持并参与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西藏扶贫问题研究”。

　　1999年，主持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西藏扶贫攻坚研究”。

　　2001年，主持藏研中心重点研究课题“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区域发展成本差异研究”。

　　2003年底，主持藏研中心重点课题“区域成本差异对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工作。同时，承担国家重点课题“西藏反贫困战略研究”之子课题的研究工作。

（责编：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