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藏这个中国的边陲省区来说，早春的三月却是“多事之秋”。许多西藏人的生活乃至命运，就是在这个月份里改变的。

    三月，让西藏人经历了一幕又一幕的“难忘”……

    活佛叛逃国外思考人生和社会

    １９５９年３月，拉萨发生叛乱。时年２０岁的夏郭康追·益西班旦，已在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当了６年活佛。眼看着寺里的僧人拿起了叛乱武器，耳听到拉萨传来隆隆的枪炮声，他紧随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旧西藏社会上层，叛逃到了印度。

    “我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当时，满耳听到的都是共产党要剥夺西藏人的宗教自由，不让人们拜佛。我想，这无异于扼杀一个信徒的内心世界，决不能再待在拉萨了。”夏郭康追·益西班旦回忆起５０年前的难忘岁月。

    “然而，事实证明，那只是谣言。但听信了一次谣言，就让我付出了在海外颠沛流离３５年的巨大代价。”夏郭康追·益西班旦说。

    ３５年间，夏郭康追·益西班旦先后寄居印度和瑞士的多个地方，当过造纸厂工人、电气厂工人和医院护工。在失去佣人服侍、不得不自食其力的过程中，这位昔日活佛终于一点点感受到旧西藏庄园农奴和下层僧侣的劳累、痛苦和悲伤。

    “特别是１９６７年流亡瑞士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落后和黑暗，明白了政教合一制度为什么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夏郭康追·益西班旦说。

    “拿宗教来说，其存在的价值是引导人们弃恶向善，为人们的来世祈祷，僧侣要为众生着想；而政治则要为现实服务，与世俗权力挂钩，两者不可能融合，”他说，“政教合一，势必造成寺院和僧侣首先要谋取自己特殊的权益，而僧侣投向世俗、操纵政治、干预社会，心里怎么还能想着造福众生？”

    １９９４年５月，夏郭康追·益西班旦回国定居。每天，他都要从拉萨东郊的小院步行前往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转经，时间长达５小时。遇天气晴好，夏郭康追·益西班旦还会攀上哲蚌寺后山故地重游，隔着拉萨河眺望青藏铁路催生的拉萨火车站。

    他说：“现在，西藏极少数人，包括一部分僧侣，可能仍听信于达赖集团。但像我这样经历过新旧西藏两种社会制度的变迁，最清楚到底谁能代表西藏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答案是共产党而不可能是达赖集团。”

    天文历算师继承传统文化

    １９５９年３月，随着叛乱被迅速平息，在西藏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废除。与百万翻身农奴的命运略有不同，出身小贵族、刚从旧西藏的门孜康（藏医历算局）毕业两年的贡嘎仁增，暂时中断了家族世代从事的天文历算职业，前后在拉萨食品厂和地毯厂当了近２０年工人。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段经历，整个西藏的天文历算并没有因民主改革而中断。即便是在‘文革’中，古老的藏历也有一半年份在坚持出版。何况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我就被调回自治区藏医院，干起了天文历算的老本行。”贡嘎仁增说。

    从１７岁到６７岁，贡嘎仁增早已是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天文历算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让他最难忘的是，在旧西藏，藏历每年只用老式木版印刷５０００多册，而近３０年来，他和同事主持编制的藏历每年都要印刷十多万册，行销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的藏族聚居地以及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成为众多藏族家族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

    同样让贡嘎仁增深感自豪的是，三个儿子中，一个在为自己当助手，一个从事气象工作，也在与天文历算打交道，家族“衣钵”后继有人。而近２０年来，贡嘎仁增和同事们无偿培养的来自农村牧区“弟子”多达４５０多名，他们虽仅是“粗通”，却将古老神秘的天文历算带入更广阔的天地。

    “在旧西藏，只有像我这样的世家子弟以及一些寺院选派的僧人，才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天文历算，女性、穷人家的孩子，与此无缘。即便如此，５年的功课也非常清苦，有糌粑、酥油吃，不饿肚子，就很不错了。哪里像现在，不仅有天文历算专业的大学生、硕士生，连普通农民牧民都可以凭兴趣爱好走进天文历算课堂。”贡嘎仁增说。

    但是，天文历算研究所的这个“民间课堂”，自去年拉萨“３·１４”事件后不得不宣告暂停。“这是因为拉萨的局势还没有完全稳定。没有安定团结作保障，人员往来就要受限制。因此，我一直企盼着拉萨不要再受境外势力的影响，早日走出去年三月的阴影。”贡嘎仁增说。

    不平静的三月让生活变得苦涩

    １９８７年９月至１９８９年３月，拉萨接连发生骚乱。其中，１９８９年３月的骚乱导致了长达一年多的戒严。去年发生的“３·１４”事件，更是让拉萨失去了长久形成的平静和安详，陌生得让人不敢相认。

    长期从事导游工作的次丹多吉，以自己遭遇讲述了不平静的三月带给西藏人的生活苦涩。

    ２００６年，看好青藏铁路通车后的旅游市场，次丹多吉投资１５万元人民币，买了一辆二手越野车跑旅游，还雇了一名司机。果然，第二年生意格外红火，当年就赚了七八万元。没想到出了“３·１４”事件，形势直转急下。２００８年，次丹多吉全年收益降至一万多元。大多数时间，越野车都闲置在拉萨。

    “２００９年的３月又到了，拉萨的形势仍趋于复杂，海外旅游团来得尤其少，我每个月只能拿到１２００元的固定收入。我爱人没工作，女儿正读初中，这么点儿钱怎么够？”４０岁的次丹多吉显得很沮丧。

    ２００７年底，长期蜗居在老城区的次丹多吉一家，甚至在拉萨东郊看好了一套新房，准备集资并贷款４０万元买下。“３·１４”事件发生后，这一计划完全泡汤。

    “我和爱人前思后想，贷款买房是万万不敢了，只能租一个小店，试着做做服装生意，补贴补贴家用。”次丹多吉的每一句话都显得牵肠挂肚。

    提起“３·１４”事件，次丹多吉非常气愤。他认为，以“藏青会”为代表的激进“藏独”组织的幕后煽动策划，不仅将一些不明真相的藏族青年变成了与政府对抗的“工具”，更给许许多多普通家庭带来了生活的艰难和心理的压力。

    “他们自己不会有一点点损失，可以继续在境外雇请佣人，在咖啡馆里悠闲地吃吃喝喝，甚至还可以在国际社会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他们哪里管我们过得如何？”次丹多吉说。

    在不平静的三月里，西藏山南敏珠寺佛学院的堪布（藏传佛教寺院的教务长）西夏根色书写了一首格言表达自己的心情：“白昼吉祥夜吉祥，日照中天也吉祥。日日夜夜吉祥满，三宝佑众持吉祥。”

    这位３９岁的僧人说：“我真希望西藏的三月能变得平静。因为老百姓需要安稳的日子，喜欢心情舒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