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西藏民主改革书写了世界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的史诗，前所未有的雪域文物、博物馆事业（简称文博事业）也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基本跟上了世界同行业的步伐。西藏文博事业创建50年来，摆在世人面前的成绩是：在世界屋脊发现了5万余年前人类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证明了西藏高原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对封建农奴制社会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予以深刻揭露；填补了西藏无现代文物考古、无博物馆机构的空白，使西藏社会史、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关系史的发展脉络得以理清。

　　制定“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

　　1959年7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以王毅为组长的5人专家小组入藏，马不停蹄地在拉萨、日喀则、江孜、山南等地做了3个多月的考察，就文物古迹、文献资料的保存现状、历史价值等做了初步梳理，为日后西藏文博工作的开展摸清了情况。专家小组返回北京后即呈述考察报告，并建议尽快派专业人员进藏开展文物保护工作。1960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两名专家赶赴西藏，并抽调拉萨的两名藏族、一名汉族干部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建立了文物组，办公室设在罗布林卡。笔者那年刚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也被抽调到文物组参与工作。

　　向来以西藏文化“保护神”自居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当权时，面对布达拉宫，大、小昭寺，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藏王墓群，古格王国建筑的日益受损和逐渐塌没，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尤其过分的是，他们竟然将藏有大量藏民族传统文化经典的小昭寺、药王庙、三大寺、罗布林卡，特别是布达拉宫作为叛乱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伏兵设阵，致使原存医药品、病例病源及经脉解剖图等遭到严重损坏。1960年10月，我们进驻布达拉宫，清理、清点与恢复原样时，曾亲眼目睹叛乱集团作乱的藏族群众极其愤怒地向我们讲述了叛乱集团破坏布达拉宫的细节。群众们提到，叛乱分子逃跑时将珍贵文物、文献以及金银珠宝运走了整整两大卡车。专家小组在1959年亲睹布达拉宫东大经堂现状时，组长王毅就曾沉痛地说：“经堂本是清净之地，可是在叛匪的盘踞下，已是浊气冲天了。”而相比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平息叛乱中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全力保护西藏文物古迹、文献档案等文化遗产，被广大西藏僧俗群众亲切地称为“菩萨兵”。谁在保护西藏文化？谁又在毁灭西藏文化？答案昭然若揭。

　　1960年底，中共西藏工委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在拉萨、日喀则（含江孜）、山南3处文物古迹集中、破坏失盗严重的重点地区展开抢救、集中、登记、入库工作。1960年，正值民主改革热火朝天地进行期间，我们采取了边抢救、边集中、边保护、边建制的工作步骤。由于平叛与改革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的行动也非常迅速。我们将各个叛乱点留存下来的文物及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然后运往罗布林卡。不到1年的时间，文物组即收藏与保管了两万件珍贵文物和一批文献资料。有了这些文物作为基础，加上北京故宫等单位的协力支持，1961年，文物组在罗布林卡举办了名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部文物陈列展览，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西藏地区历史文物和事关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的历史文物陈列展览，西藏部分上层爱国人士观看后，反响十分强烈。

　　成立以藏族为主体的文物古籍业务团队

　　一个没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研究、展示机构的西藏，在民主改革的年代里，破天荒地创建了专职文博机构，这是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举措，也为后来雪域文博事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民主改革尚在进行时，中共西藏工委就向内地召集专业人员，组建专职文博机构。1960年建立6人编制的文物组后，第二年，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文管会）在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第一任主任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处长江洛·金兼任。文管会集文物考古、文献档案收集工作为一体，下设办公室、档案室、翻译室、文物组，办公地点在布达拉宫内原藏文档案库，正式编制20人。文管会从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原西藏公学）吸收9名应届毕业生做藏文翻译，同时还安排一批西藏爱国上层人士作为译员、顾问或办公室领导，其中有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经师索康·旺清格勒的秘书洛桑、昌都起义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这样，一个拥有近30人、以藏族为主体的文物古籍业务团队就正式成立了。文管会成立后，各项工作迅速展开，不久后，集中与保管的实物与文献便由两万件增至5万余件。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后，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为文物文献工作进一步制定了“加强保护，积极利用”的政策方针。此后将近15年的时间里，西藏的文物保护机构遵循此方针开展了大量工作。西藏革命展览馆的兴建与开放，便是西藏文博事业前期工作最好的总结。1965年2月底，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王其梅指示召开了筹办西藏革命展览馆会议，此后，全区近1000余人参与进这项宏大的工程。在大半年时间中，筹备方一面选址设计场馆，一面对全区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社会调查并进行展品征集工作。这次调查涉及到西藏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与文化、农奴制史与现状、藏汉民族关系与西藏同祖国关系史、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以及社会经济等情况，同时它还是一次关于高原生态、人文资源、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情况的历史性调研。调查获得的大量社会统计资料不仅满足了展览馆展出的需要，而且存储了重要的信息材料。

（责编：陈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