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阿沛·阿旺晋美同志

    今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怀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阿沛·阿旺晋美同志。阿沛·阿旺晋美同志是西藏爱国进步人士中的杰出代表，是进军西藏、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阶段，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一生是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性伟大变革的缩影。他以毕生精力致力于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是一位值得西藏280多万人民牢记和感激的老人。我对阿沛·阿旺晋美同志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感激，多年来我和大家一样都习惯地亲切称呼他——阿沛老。我出生在西藏那曲地区一个贫苦的牧民家庭，在旧西藏，农奴的儿子生来就是农奴，我也不例外。当时，认为这一切都是命运使然，只能接受，别无选择。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3月平息叛乱、民主改革，从这一天起，我和旧西藏的百万农奴一样翻身作了主人，过上幸福生活。阿沛老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和功臣。从上世纪70年代我和阿沛老一起在西藏自治区工作开始，共事已有30多年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定信念等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努力争取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但是，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却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不但不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反而企图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同时向美国、英国、印度等国派出所谓的“亲善代表团”，向这些国家宣布所谓的“西藏独立”，乞求给予“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在这样的历史紧要关头，阿沛老提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只有同中国中央政府商谈才能解决，应当派代表团去北京谈判”。

    1950年4月，阿沛老升任西藏地方政府增额噶伦兼昌都总管。他给十四世达赖喇嘛写报告，要求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昌都地区解放时，人民解放军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动，使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两次与在昌都的官员联名向西藏地方政府报告，讲述亲身的感受和对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理解，劝说尽快派代表同中央谈判，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改变态度，于1951年2月派出以阿沛老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4月，阿沛老到达重庆，受到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及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5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阿沛老一行并亲切地说，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后，阿沛老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十七条协议”，争取更多的人拥护和执行协议，发展壮大爱国力量，同时针对伪“人民会议”等各种破坏协议、分裂祖国的势力和言行进行坚决斗争，终于1952年5月1日取缔了伪“人民会议”。1954年9月，阿沛老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对他的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

    1955年3月，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在充分征求西藏社会各界意见后，国务院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阿沛老担任筹备处处长。在筹备工作期间，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公开反对国务院的决定，破坏民族团结，甚至叫嚷“西藏独立”。在西藏工委的领导下，阿沛老带领筹备组同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排除干扰、尽职尽责，使筹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阿沛老不顾个人安危，设法向十四世达赖喇嘛送去了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和他本人的数封信，为争取十四世达赖喇嘛尽了最大努力。同时，他及时安排上层爱国人士搬往中央驻藏机关，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为了维护祖国统一，中央果断决定平息叛乱。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阿沛老作为筹备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坚定站在反分裂斗争的第一线，担负起领导西藏人民平息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权的重任。

    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模范实践者

    1955年3月，国务院全体会议研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阿沛老在用和平方式改革旧制度、改造旧政权，并且推动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领导人自动地去进行改革和改造中作了勇敢的尝试，安排旧政权的大批官员在筹委会和直属机构及下属机构中担任各种职务，通过对旧官员的改造达到对旧政权的改造。他还担任学习委员会主任，组织在筹委会系统工作的旧官员学习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参加筹委会派出的各种工作组，接近群众，体验生活，转变作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许多旧官员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明显变化，中央坚持和平改造的政策初见成效。随之而来的西藏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西藏社会制度和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成立自治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其中都浸透着阿沛老的辛勤汗水和发挥的重要作用。

    1965年7月24日，阿沛老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名义，主持讨论并通过了向国务院呈送的《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8月25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议案。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老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即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现。

    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后，阿沛老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开展工作。1979年8月14日，自治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关于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的规定，为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地方政权组织，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适应西藏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第三届人大常委会。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是我国第一个建立的省级人大常委会，阿沛老是首任主任，我是第一副主任。在常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主任会议上，阿沛老说他经常不在西藏，在北京，所以委托我全权负责常委会的日常工作。会上他还提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构人员，要少而精，要“灶小火力旺”。阿沛老高度重视、非常关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经常要求要结合西藏实际，认真做好立法、监督、选举、决定重大事项以及推进西藏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等各方面的工作。

    从1979年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重新恢复民族委员会到1993年，阿沛老兼任了第五、第六和第七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领导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在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阿沛老向大会作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的说明。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后，阿沛老多次带队深入到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在协助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力。他还多次深入各个藏区和全国各地调研考察，为协助党和政府全面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促进西藏的繁荣发展和人民幸福，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倾注了大量心血。阿沛老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呕心沥血，耄耋之年仍奋斗不息。记得上世纪90年代，在江泽民同志主持的一次会议上，80多岁高龄的阿沛老亲自准备发言稿，对如何加快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令人十分敬佩。

    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杰出贡献者

    阿沛老在担任西藏自治区领导期间，始终积极谋划西藏经济发展，关心农牧民群众的生活改善。1957年，他积极向西藏上层人士讲解中央“六年不改”的方针政策，亲自到拉萨“七一”农场劳动。1961年，同十世班禅大师一起到山南农村了解民主改革情况，1965年深入到八宿县农村，同农牧民群众深入交谈，了解生产生活情况，与王其梅一起参加达孜县帮堆水泵站落成剪彩，与帕巴拉·格列朗杰一起视察建设中的拉萨河大桥。

    1965至1979年，阿沛老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主席，其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宪法和法律遭到践踏，西藏工作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受到严重破坏，他本人也曾受到过冲击。在困难的境遇中，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定地相信党，相信人民，排除干扰，竭尽全力做好工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1975年我调到自治区工作，曾多次陪同阿沛老到基层视察。仅1975年，就曾分别到当雄县纳木错湖畔和日喀则考察，参加林周县虎头山水库竣工庆典，视察林芝毛纺厂、东嘎煤矿、解放军115医院和西藏民族学院林芝分院等地，他每到一处，细心体察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协调解决他们的疾苦。80年代中，我还曾陪同阿沛老和帕巴拉主席一起到山南、日喀则等地考察、指导工作。印象比较深的是1987年，年近80高龄的阿沛老和帕巴拉·格列朗杰主席还深入那曲地区海拔4500多米的藏北牧区视察工作。

    阿沛老担任国家领导人以后，依然时刻关心和牵挂着西藏工作，每逢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等重大日子，都要发表讲话或者发来贺电、贺信，表达无比的喜悦和热情洋溢的祝贺，在事关西藏发展稳定的重要问题上，及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直言不讳。我们西藏自治区的负责同志也经常到北京看望阿沛老，征求和听取他对工作的意见。1987年，阿沛老和十世班禅大师共同发起成立了民间慈善组织“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农牧民生活改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阿沛老在涉及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关键时刻勇于站出来，摆事实、讲道理，以正视听，做了大量工作，感人至深。上世纪80年代末，在境外敌对势力支持和达赖集团策动下，拉萨一度发生了骚乱闹事。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阿沛老旗帜鲜明地指出，拉萨骚乱，既不是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更不是人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国内外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某些敌对势力的支持和挑动下，蓄意制造的分裂祖国的犯罪行为，这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容忍的。他在《求是》杂志撰写文章说，从旧中国暗无天日的苦难深渊中解放出来并不断发展的各少数民族，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各族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维护者，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各民族发展繁荣的唯一道路。他还多次接见中外记者，揭露所谓“西藏独立”的来龙去脉，指出“西藏从元朝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所谓‘西藏独立’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1989年十世班禅大师圆寂，阿沛老撰写了感情深厚的纪念文章，缅怀大师爱国爱教的历史功绩，并坚决支持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遵循金瓶掣签、中央政府审批的原则，寻访认定十世班禅转世灵童。他多次接见并勉励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继承前辈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健康成长。2008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99岁高龄的阿沛老随即约见新华社记者，对达赖集团的分裂图谋和少数暴徒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指出这次拉萨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依靠群众，一定会取得反分裂斗争的最后胜利。2009年3月24日，得知西藏自治区九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将每年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后，近百岁高龄的阿沛老即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牢记历史 把握未来》的署名文章，以其见证新旧两个西藏的亲身经历，指出搞“西藏独立”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藏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只有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当中，西藏才会发展进步，人民才会幸福安康。

    阿沛老十分关注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工作。他和十世班禅大师向中央反映了藏语文学习、使用和发展的问题，得到中央高度重视。1987年7月西藏自治区人大通过了《关于学习、使用、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2004年海内外一批关心、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士成立了“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旨在向国际社会推介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情况，经社会各界推荐，94岁高龄的阿沛老欣然担任会长。他在出国考察访问或接受中外记者采访等活动中，总是不失时机地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西藏的发展进步以及中华各民族之间水乳交融、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联系和现实关系，驳斥分裂言行，赢得了海内外友人的尊重。

    阿沛老是西藏爱国进步人士中的杰出代表，德高望重。半个多世纪以来，阿沛老个人的一切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融合为一，他的人生道路始终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轨迹交织。他富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毕生致力于西藏的发展进步事业和农牧民群众的生活安康。他坚定地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处处以祖国和人民利益为重，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他顾全大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他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渝、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高尚精神和高贵品质，令人钦佩，为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