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打拐办表示：今年公安部门将加大对重点地区和“买方市场”的综合整治力度，会同有关部门研究修改完善刑事法律规定，加大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惩治力度，扭转目前“一般不追究”买主刑事责任的司法导向。

　　原来，我国《刑法》虽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但《刑法》同时又规定：买主如果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于是，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方面，司法往往侧重于打击卖方，而买主很少受严惩。

　　检索“中国法院裁判文书数据库”，其中收录了189例拐卖儿童罪案件，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案例仅有四例。这个数据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拐卖案中买主受到刑事追究的比例之低。再比如，去年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对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做出判决，7名收买被拐儿童的“终端买主”被判处一个月至六个月不等的刑罚。有报道称：被拐孩子的买家同样被判刑，这在河南省竟然“尚属首次”。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打击拐卖儿童也是如此。需求制造了供给，没有人收买被拐的妇女儿童，也就没有人贩子会处心积虑地拐卖妇女儿童，无数导致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也就不会被制造出来。

　　但何以之前买主鲜有被惩罚的呢？还在于《刑法》的前述“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但“可以不追究”，在很多时候沦为“不可以追究”，如此一来，从买方源头上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立法意图就落空了。

　　追溯这一“可以不追究”规定，就会发现，我国1979年的《刑法》只规定了“拐卖人口罪”，并未将收买被拐者定为犯罪。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其中明确将“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定为犯罪，但同时又规定收买者“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排除性规定，几乎被现行1997年《刑法》全面接受。

　　这样的“从宽立法”是有其特殊背景的。当年，一些收买被拐者的边远落后地区，经常发生暴力阻碍解救行动的事件。比如，1994年，山西省河曲县土沟乡数百村民，围攻解救被拐少女的警察一昼夜，导致两辆警车被砸，直到当地公检法出动20多辆警车，才救出被围警察和被拐少女，甚至《刑法》还专门对此设立了“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再就是，当年很多农村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几乎是零，买小孩收养用来“防老”几乎是很多落后地区村民唯一的选择，这也创造了巨大的贩童、购童的市场空间，立法者不得不对此“留有余地”。在1990年代的背景下，上述“宽松”立法固然缩小了打击面，但也在客观上减小了相关解救行动的阻力。

　　但是，当年特殊的“立法背景”，如今已经不存在了。

　　自1991年以来，农村基层的治理结构有了根本变化，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恶性案件，近年几乎没有再发生；广大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障有了巨大进步；基层公安的处警能力更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严惩拐卖人口犯罪，包括严惩收买被拐人口犯罪，已是全社会的共识。近年来，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微博打拐”等行动，就是明证。对于打击收买被拐人口犯罪，当年立法时“法不责众”、“情有可原”的借口已经不再成立。

　　近年来，公安部和最高法、最高检一直试图在现行《刑法》框架下，通过“微调”收紧打击收买被拐者的法网。比如，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收买被拐卖儿童案的案例“李中梅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宣示了打击买主的司法决心。再比如，这次公安部重提“修改完善刑事法律规定”。

　　应该看到，鉴于《刑法》有“可以不追究”的明确条款，司法机关的调整空间不大。近年全国“两会”上，已有人大代表明确提出修订《刑法》，将现行收买者“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可以减轻处罚”。

　　法律，是正义之尺度，而正义不外乎人心。近年来，草根民意上升为立法的先例有很多，比如“醉驾入刑”、“恶意欠薪入刑”等。在严惩收买被拐人口犯罪已成社会共识的背景下，及时修订《刑法》才能有效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买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