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若遗址的发现与挖掘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城东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距今5000-4000年之间。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侯石柱先生披露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小插曲：1977年，西藏昌都水泥厂放映了一部名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的纪录片，银幕上一些出土文物的镜头引起了看电影的水泥厂工人们的注意，他们联想到不久前水泥厂因扩建厂房，在开挖地基时出土了许多破碎的陶片、石片等，和电影上的出土文物很相似。于是他们热心地讲这些拣到的东西专程送到昌都地区文化局鉴定，但当时的昌都地区文化局还没有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人员能够认识这些东西的价值。恰好，此时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仁青、索朗旺堆、欧朝贵3名文物干部到昌都地区征集文物，经过他们的观察鉴定，初步确认其可能为早期人类活动的遗物。这样，卡若遗址被浮现于世人面前。
  当时，仁青三人赶赴现场进行了简单的考古试掘，“采集了不少石器、骨器和陶片，初步断定这是一处遗物丰富烦人原始社会遗址，”从而揭开了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的序幕。1978年夏，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揭露面积230平方米；197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又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1570平方米，两次共发掘面积约1800平方米，获房屋遗址28 座，石工具7968件，骨工具36件，陶片2万余片，装饰品50件，以及粟米、动物骨骼等。
  2002年10月，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为制订《卡若遗址保护规划书》，对遗址范围进行了探查确认，并在原1978、1979年发掘区的东、西、南侧及遗址西侧地区粮食局库区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共布探沟7条，揭露面积230平方米，下掘深度0.6-3.2米，出土遗物7000余件（片），其中石器1060件，陶器残片1284件（完整器3件），骨料、动物骨骼4755块，少量炭化农作物种粒，以及各类遗迹21处，包括房址3处、灰坑16个、道路1段、水沟1条。

 

卡若遗址的遗迹与出土遗物
 

  卡若遗址的遗迹主要为房屋遗迹。房屋排列密集，方向大体一致，多面向河而背靠山。早期房屋均为草拌泥墙房屋，其中又分圆底房屋（13座）、半地穴房屋（4座）和地面房屋（9座）三种。晚期房屋均为石墙房屋, 为半地穴与地面建筑组合（5座），平面略呈正方形，墙壁系用砾石堆砌而成，石墙建筑有2条。
  卡若遗址的出土遗物分石器、陶器、骨器三大类。其中石器出土数量最多，包括了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打制石器为石制生产工具的主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用砾石打片制成，第二次加工均采用锤击法，把细砂岩、石英砂岩和石英岩等制成铲、斧、锄、切割器、钻、尖状器、砍研器、敲砸器、刮削器、刻刮器、石砧、矛等。
  细石器是把石英、玛瑙、隧石等用间接打击法制成包括船底形石核、楔形石核、锥状石核、柱状石核和与之对应的由压剥法产生的细小石叶，以及经第二步加工成的石链、尖状器、刻器、刮削器等。
  磨制石器是把硬玉、火山岩、硅质蛇纹岩、板岩等磨制成斧、镑、凿、刀、锨、矛、研磨器等，器型均较为精美，其中凹背直刃石刀（鸟冀形石刀）在中国西南地区是首次发现。
  骨器有骨锥、针、斧、抿子、刀梗、印模骨具等，出土较少但制作细致。最小的骨针仅长2.4厘米，连针鼻也完整无缺。
  t陶器主要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器形有罐、盆、碗三种，均为小平底器。
  装饰品有骨笄、石磺、石环、石珠、骨镯、骨牌饰等，以及几枚穿孔贝饰。

  农作物发现了大量的粟类作物小米。
  动物骨骼的品种有鼠兔、鼠、獐、马鹿、狍、牛、藏原羊、青羊等，饲养的动物有猪。
  从卡若遗址的遗迹与出土文物看，具有明显浓厚的地方色彩，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与陶器、磨制石器共存；陶器均为小平底器，不见构成我国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特征的三足器和圈足器；建筑中“井杆式”木结构的出现与石墙房屋的创造。这些文化特征不同于已知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因此，以该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称之为卡若文化。

原始农业到游畜牧：卡若人的生业

  西藏高原最早发现的农作物就是卡若遗址的粟类（小米）作物，其种植技术与物种可能是经青海、甘肃等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对于粟考古出土的标志性意义，考古学界和农史学界都曾给予过高度评价。李永宪认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全新世早期西藏已经出现了农耕生业，所以在此意义上讲，卡若遗址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的粟，就目前而言可以认为是西藏高原最早农耕文明的标志之一。”早年卡若遗址的发掘者童恩正也指出：“卡若这座原始村落，其时代至少绵延了一千余年。要维持如此长期的定居生活，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固定的生产部门，显然是不可能的。从卡若遗址出土的铲状器、锄形器、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及其在石器中所占的较大的比重来看，农业无疑是一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主要的农作物则为粟米。”其后，农业史专家傅大雄更进一步评价其意义：第一，卡若遗址内发现大量单一的“粟”，确认卡若原始居民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从事大规模的农耕；第二，从卡若所处地理位置及高原生态环境，很容易将其与祖国中原及其毗邻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大量出土单一古粟的农业文明联系起来。
  卡若遗址1978、1979年的正式发掘发现有保存较好且未经炭化的栽培作物粟，2002年小面积试掘又出土了数十粒脱壳粟的炭化粒。两次考古发掘均只发现粟这一种作物遗存，似乎说明卡若人在一千多年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生物种的根本性变化。植物学家研究表明，小米虽是耐旱作物，但却存在“短日性作物”的缺陷，即对光照的反应会因品种生育期而异，其引入品种会因与原产地维度、海拔高度的茶艺而出现低产甚至不能生产的现象。卡若人在近一千年时间里在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想要保持物种遗传基因不变，保持其产量满足人口繁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极为困难的。如此，卡若人不得不扩大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利用，发展狩猎生产，可能是卡若文化晚期势在必行的生业变化方向。
  卡若遗址在从早期到晚期的1千多年的文化历程中，23类石质工具中“与锄耕农业活动有关”的研磨器（磨盘）、重石等明显减少，而锛、凿、斧、刀等器类在晚期也明显减少，反而而“与狩猎活动有关”或与“畜养（牧）活动有关”的敲砸器、砍斫器、石片、刮削器、切割器、矛、镞、尖状器、钻器、刻刮器、重石、细石叶等皆从早到晚呈急剧上升趋势。
  在动物遗存方面，2002年发掘的动物种类、数量，以单位面积计算，都明显较1978年、1979年的发掘要丰富，且新发现的动物种群具有更为明显的狩猎对象性质。更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发掘的黄河裸鲤鱼类骨骼1种，可能暗示了捕捞在当时是与狩猎并行的生业方式，即是一种高原环境中的“渔猎”方式。
  这一生业模式的改变，根据爱德华· 哈恩的解释，早期社会中，原始农业和原始饲养业都已经同时发生，人类开始由采集、狩猎转为原始农业和原始畜养相结合的经济。其后， 在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便由原始农业发展为集约性质的灌溉农业或者田野农业，而在适于放牧的自然条件下，则往往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之上，向游牧、畜牧经济发展。卡若人可能就是在自然环境多样化的地带、在适于放牧的地区由原始农业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化的一个典型例证。

卡若人的房屋建筑

  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和出土物形制，卡若遗址的房屋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延续时间约1000年左右。
  早期：半地穴，窝棚式，下部空间挖土，上部空间构筑而成，单室建筑。木构架，坡屋顶。
  中期:半地穴, 棚屋式，居住面逐渐上升到地面，建筑空间增加个别出现隔墙，包括单室、双室建筑。梁、柱木构架，木骨泥墙为主，坡屋顶。
  晚期：地面建筑为主，出现干栏式楼居，建筑平面和居住空间逐渐扩大，有分室的现象，包括单室或多室的拼联组合建筑。石墙为主，梁（柱）墙承重，平屋顶。
  早中期房屋建筑材料均经火烧烤，面积一般为15-20平方米；晚期房屋建筑材料普遍采用以砾石为主的天然石块，面积约25-32平方米。整体上看，房屋形制有正方形、长方形、柜形、圆形等多种形态。
  早中期建筑遗迹是与从事原始农业相适应的，当然从动物遗物中看，卡若人的狩猎和家畜饲养活动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但是，到了晚期建筑遗迹，出现了大量采用石块作为原料的石砌建筑，如石墙房屋、石砌道路、圆石台、石围圈等，很可能是为了营建畜栏、圈养牲畜，以便于看管的需要。同时，新出现的“井干式”建筑形式，分为地下竖穴及地面建筑上下两层，下层竖穴作为畜圈使用。这种上层为居室、下层围养牲畜的“井干式”建筑，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都是十分常见的，至今仍有使用。而且，石墙楼层, 其建造方式是沿着半地穴式的坑壁四周用石块砌成墙壁, 石块之间不用其它的粘合料, 但合缝严密, 边沿整齐，因为下层建筑的用途是用来关拦牲畜, 自然要求其强度要大、坚固结实, 故采用石块砌建, 其产生的背景应当是源自畜牧生计所需。这种下层栏畜、上层住人的石墙房屋, 迄今仍然流行于藏区，被称之为“西藏高原独特的房屋结构方式”。据《西藏志》载：“自炉至前后藏各处，房皆平顶，砌石为之，上覆以土石，名曰碉房，有二三层至六七层者”。
 

  事实上，卡若先民经过长期实践摸索出来的房屋营造方法，时至今日仍影响着昌都民居：如平面布局上，正方形、长方形、柜形，仍是今昌都平面建筑的基本形制；在结构上，中期出现的擎檐柱和房壁四周为长板的结构，仍是今昌都建筑的基本结构；用天然石垒墙的营造法，是昌都乃至整个藏族传统碉房的前身，等等。这清晰地呈现了卡若文化与昌都文化间的一种最真实的延续。

卡若人的审美

  在卡若遗址中，出土的几枚穿孔贝饰，这枚贝经鉴定均系宝贝，上有穿孔，出土时与它的小件装饰品组合在一起,作为卡若人日常佩带的装饰器物使用。当然，这是贝饰一定是“舶来品”，但从中可以看出卡若人对美的追求的凸显。除了贝饰外，遗址还出土了环、珠、项饰、镯等。
  玉器，卡若遗址也有出土的这些，揭开了西藏高原史前玉器发现的序幕。这些玉器都是采用硬玉制作而成，尽管器形较简单，但仍需经过选料、切割、打磨、开刃等一系列治玉工艺，表明当时人们通过长期制作石器，已经对各类石料中质地细腻坚硬、表面光洁温润的玉石有了一定认识。这些玉凿、玉刀和玉锛的形体、长度都十分小巧，在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中属于形体较为精巧的一类，可见人们对这类玉器的外观、色泽也独有钟爱，将其选择作为制作兼有实用功能和审美价值的小件器物的原料。
  在陶器等器皿的制作上，卡若人在早期可能比较精致、讲究，不仅施之以纹，绘之以彩，器形也比较丰富多样。卡若遗址早期的陶器纹饰达40多种，如较繁褥的刻划纹、贝纹、涡纹、连弧纹等，陶器有单耳罐、带流罐、带嘴罐等，还有彩陶, 彩绘方法是先在夹砂红陶上饰以刻划纹，然后加填黑彩，其图案是折线三角纹和菱形纹。
最令人注意的是，器物双体兽形罐，线条流畅圆浑、造型占朴生动，已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刻划纹饰丰富而富于变化，花纹设计精美细致，彩绘图案漂亮美观，具有艺术欣赏价值，与黄河流域典型的新石器文化彩陶艺术水平相差不大。
  卡若人的审美观念是与他们的生业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卡若人从原始农业为主转向畜牧狩猎为主之时，他们的审美观念也开始变化了，即朝着简单、实用化的方向发展。从事农业耕作的居民，其生计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尤其在原始农业阶段，其开垦耕作土地的范围十分有限，常常局限在狭小的山谷地段，具有较为稳定的定居环境，可能有更多的精力进行艺术的创造。但是，在畜牧狩猎阶段，活动范围扩大，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生存。于是，在美的追求方面发生改变。卡若遗址晚期陶器的器形中一些造型别致、精美的器物也不见，彩绘亦不见似呈现出一种退化的趋势，纹饰也仅是一些简单的平等线、“八” 字形纹和不甚规整的方格纹。总之，趋于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