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卓堆的汞萨寺有一座高达28米的宗喀巴铜像，见者无不为之震撼，但是很少有人会把这尊佛像与昌都的一个村联系在一起。

　　从昌都镇出发，溯扎曲而上90公里，便到柴维乡翁达岗村。村前有两座如被利刃分成一大一小、似合实离的石山，扎曲从两山之间的缝隙缓缓流过。翁达岗村人认为陡峭尖锐的峰峦，是文殊菩萨的智慧之剑，剑锋所向正是翁达岗村，于是这里便“盛产”各类工匠艺人。

　　走进城里的工匠

　　翁达岗村能工巧匠辈出：泥塑匠用泥巴制作各种类型的佛像，或远走他乡为各地的寺庙塑造雄伟的大佛；铜匠则用内地运来的铜片打制或烧铸佛像、酥油灯盏和酒具等；画匠的天地在寺院的墙壁、农家的佛堂或唐卡上，他们的画笔触细腻，色彩绚丽，线条流畅；金银匠主要打制戒指、项链、头饰等。如今这里的匠人不仅在西藏享有盛名，就连青海、四川和云南、河南、湖南、湖北等地也有他们制作的许多佛像。汞萨寺的宗喀巴铜像就是村民尼玛等人历时两年完成的杰作。

　　翁达岗村因为制作民族手工艺品而富裕起来，这个原本有103户人家的村子，如今已有30多户搬到城里住去了。在昌都镇的一个手工作坊里，记者找到了江森，他家是从翁达岗村搬走的30多户人家之一。

　　江森家的二楼摆满了大小不同、造型各异的佛像，有些已经成型，有的还在焊接、打磨。面对这些做工精细、栩栩如生的佛像，你实在很难想象它们全部出于这个体型彪悍而又性格腼腆的康巴汉子之手。

　　2003年，江森以45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座3层楼的大房子，一楼用来出租，二楼是佛像制作车间，三楼用来住人。

　　“地区交通方便，在这里制作佛像可以节省不少运输费用；而且这里用水、用电、通信也更方便，可以更好地联系业务和制作佛像。”江森这样解释他家搬离翁达岗村的原因。事实上，绝大多数搬离翁达岗村的工匠，原因大抵如此。从农村到城市，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不变的是他们的身份——名动四方的翁达岗村佛像制作艺人。

　　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江森家的手工作坊有8个人，佛像制作的数量很大，他的订单源源不断。佛像制作有两种模式，一是来料加工，收取加工费用；二是包工包料，整体定价。

　　佛像制作以红铜为主要材料，工匠要像裁缝一样在薄薄的铜板上划线、切割、焊接、打磨、上金粉，各道工序缺省不得，而尤以头部尺寸比例的确定为最难，因为头部的尺寸比例一旦确定，整个佛像的尺寸比例也就基本确定了。由于难度最大、技术含量最高，会否确定头部尺寸比例往往成为区别学徒与师傅的一个重要标准。

　　翁达岗村佛像制作的传统由来已久、工艺独具特色，但是如果细究起来，江森就语焉不详了。或许，这要从嘎玛寺说起。

　　距离翁达岗村不到50公里，有座起修于公元12世纪的嘎玛寺，该寺是噶玛噶举派的祖寺。寺院高三层，风格独特、结构精巧，是藏、汉、蒙古、纳西等民族工匠的合璧之作。史料记载，嘎玛寺修建时，从内地和尼泊尔等国请来了大批工匠。寺院修建完毕，各族工匠就留在了此地，把各自民族的工艺渗透到藏族的工艺当中。翁达岗村的佛像制作或许就发端于那个时候，后来随着康区最大的黄教寺庙——强巴林寺势力的强大而兴盛。

　　因为萃取了多个民族的艺术精华而自成一家，翁达岗村制作的佛像大到巨佛、小到手指，无不构思巧妙、做工精细，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能迎合不同地域信教群众的喜好，其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江森的作坊里，记者发现传统的工艺仍得以完整保存。一本画满各种佛像的图书，成为艺人们的“掌中宝”。因为佛像的尺寸比例、神情坐姿、衣饰莲座、手印法器等，均有严格要求，不得随意篡改，即便是江森这样的老艺人，在制作佛像时也必须把书拿出来一一对照，不能有丝毫大意。

　　以松脂做模具，这是记者第一次看到。翁达岗村人就地取材，把松脂采下来先加温溶化，再按照需要制作成不同的样式，待松脂凝固，就可以加工各种佛教器物了。

　　江森告诉记者，以松脂作模具有几个好处：取材方便，制作简单，弹性适中，可重复利用。

　　然而，毕竟时代在进步，江森在佛像制作当中也加入了现代科技的元素。在他家的作坊，记者随处可以看见“科技的身影”——乙炔、磨光机、切割机等，佛像制作不再是“一个炉子、一把锤子”的原始手段。

　　继承传统、保留特色，改进工艺、引入科技，翁达岗村的佛像制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走出大山的包围

　　55岁的江森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拜村里的几位老艺人为师，潜心学习佛像制作技术，如今，他又将这一民族手工艺传给他18岁的儿子加勇群培。

　　在这一过程中，江森亲眼目睹了翁达岗村佛像制作的沉浮荣衰。

　　10年“文革”期间，制作佛像就要被扣上“牛鬼蛇神”的帽子。那一段时间，翁达岗村的许多老艺人都被批斗。凄风冷雨之下，人人自危，不敢制作佛像，不敢传授手艺，不敢拜师学艺，优秀民族手工艺面临断代失传。

　　“文革”结束后，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翁达岗村的七八个老艺人复出授艺，从而带动了整个村佛像制作的盛行。江森也是在那个时候加入这一行列，刚开始是以给寺庙打工的形式制作佛像，师傅的工资一般是8元钱一天，学徒是4元钱一天。时过境迁，以前的穷小子变成手工作坊老板，江森家现在一年收入20多万元，这是他以前所不敢想像的。

　　尽管日子过得殷实富足，江森还是有强烈的危机感：“现在手艺人多了，而佛像的需求毕竟有限，区内饱和了，只能走出大山到内地去揽活。”

　　作为新一代手工艺人，加勇群培对走出大山的包围充满渴望。他告诉记者，自己14岁开始学习佛像制作技术，2003年就跟父亲到湖南、湖北等地做工，收获特别大。

　　谈起第一次出远门，加勇群培特意找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给记者看。照片上，包括他在内的十几个藏族小伙子簇拥在一起，笑得格外灿烂。

　　“这是在湖北赤壁照的，当时我们13个人被请到那里制作佛像。”加勇群培笑了笑说，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湖北在何方，不肯去。邀请再三，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在赤壁干了两个月的活，加勇群培一行满载而归——不仅有20多万元的收入，也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知道世界如此之大，祖国如此之美，内地的新事物、新科技如此之多。

　　这之后，江森的手工作坊里渐渐多了许多现代制作工具，一些新的营销理念、营销方式也得以采用。“以前材料不好、设备落后，只能制作拳头大小的佛像。现在有这些机械，只要有图纸，什么样的佛像我都能做，而且工期缩短了不少。”

　　江森的话豪气冲天，从他的身上，记者看到了翁达岗村手工艺人的新气象、新变化、新希望。

　　后记：风景远处独好

　　封闭导致落后，这是千百年来历史作出的结论，大可以适用整个人类社会，小可以适用一个国家地区，甚至可以适用一个人、一件事。印证这一结论的事例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西藏的固步自封最终使得这里成为全国最后一个砸碎封建农奴制度的省区，遥远、神秘、社会发展落后一度成为世人眼中的主色调……

　　应当说，这是一幅历史陈迹。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世代繁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酥油灯的昏暗里，在生活的艰辛中，在转经筒飘渺的祈愿里，无数次把热切的目光投向远方，终于盼来了人民解放军，盼来了和平解放，盼来了民主改革，也盼来了缕缕春风、点点春雨。

　　置身于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高原人民紧扣时代脉搏，再一次把发展的目光投向重重关山之外。他们的行囊很简单，只有两件东西——除了一技之长，就是十足勇气。他们走过一道道沟，翻过一座座山，趟过一条条河，到更遥远的地方去，远处风景独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记者在卡若区翁达岗村采访时发现，作为名动四方的佛像制作艺人，他们已经启程，走上了通往外面世界的漫漫长路。尽管老一辈的艺人更多的是留念故土，不忍远走；可是，如同加勇群培这类年轻一代的艺人，他们远行的步伐坚定而又轻盈，他们勇于创新、渐行渐远，代表了翁达岗村手工艺的发展方向。他们通过在外面的务工，既增加了收入，“又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知道世界如此之大，祖国如此之美，内地的新事物、新科技如此之多”。收获是丰硕的，回家的步伐因此而欢快。他们把看到的新事物、学到的新知识带了回来，用于传统技艺的改造，在提高制作水准和生产效率的同时，拓宽了营销渠道，增加了现金收入。

　　走西口，成就了无数富甲天下的晋商；出蜀地，涌现出一个个功勋卓著的伟人。走出去，是一种勇气，是一种智慧，也是成功之源。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西藏各族人民勇敢的参与，他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走出父辈陈旧的轨迹、走出“不远游”的偏执，经历风雨、享受彩虹，经历失败、收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