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关于中国西藏的五集纪录片，去年在英国BBC播出后，又被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以及非洲电视广播联合体、拉美电视广播联合体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视台订购与播放。

    2009年7月27日晚11时多，这部纪录片的第一集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当天的新闻联播，成了它的开播“新闻发布会”。

    这是导演兼制片人书云和她的《西藏一年》到目前为止交出的成绩单。书云说：“西方对西藏有很多误解，即便西方记者去了西藏，通过他们的东西，你也看不到普通藏族人日常是怎么生活的。我要拍真实的西藏，让更多人知道，西藏原来是这样的。”

    书云带着一支10人摄制组在西藏自治区江孜县住了整整一年，摄制组中7个是藏族人，3个是汉族人。他们的镜头选了代表西藏百姓不同生活的8个普通藏族人，近500多个小时的素材最后浓缩成5个小时。

《西藏一年》宣传海报（图片来源：国际在线）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格勒博士表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客观与公正的学者眼光，平静而敬畏地远远审视西藏。”

    现在，我们和书云对话，近距离审视这部《西藏一年》。

    让普通藏人讲述西藏

    记：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看了《西藏一年》的观众也各有各的理解和感悟。作为《西藏一年》的制造者，您理解的《西藏一年》是怎样的？

    书：从十八世纪西方的探险家，到青藏铁路开通后掀起的西藏热，神奇广袤的青藏高原具有让人魂牵梦萦的魅力，诸多关于西藏的书籍从自然风光掠影、民俗风情猎奇到高僧大德轶事等均可为证。然而，我们很难从中看到普通藏族人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心声，体味他们的甘苦。

    《西藏一年》讲述的是冰雹喇嘛次旦一家和我们拍摄的所有人物的故事，从法师、农民、僧人、干部、医生、老板、三轮车夫到包工头，我们选择的拍摄人物代表了今天的藏族人。他们的祈盼、虔诚、困惑，还有他们的酸甜苦辣等就是他们生活的写照。这些故事听起来也许陌生，甚至有些难以置信，但毋庸置疑的是，百分之九十的藏族人就是这样生活的。这就是西藏。

    记：是什么触动您去拍这样一部纪录片？

    书：我总在寻找西藏令我心醉神迷的原因。我在牛津大学时师从已故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在阿里斯的影响下，我选择了西藏作为研究的方向。牛津毕业后，我一次次回到西藏。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的经历和体验，让我激动不已，于是萌发了做一部片子、写点东西的想法。但是每次都不能说服自己，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更谈不上准确表达和传递这古老、神秘、独特的文明。

    第二次进藏时，在离拉萨不远的一座尼姑庵里住了一周。每天我都看到一个尼姑在庵门口摇一个硕大的转经筒，从早到晚，从不间断。一般藏族人会在转经筒内放一张纸条，记下自己的愿望。离开的那天早晨，我终于鼓足勇气问她许了什么愿。

    “下辈子做个男人。”小尼姑毫不迟疑地说。

    “然后呢？”我问她。

    “过几辈子做个喇嘛。”

    “之后呢？”

    “也许经过很多次轮回，我就能解脱了。”

    资料图片：这是7岁的藏族儿童欧珠幸福地依偎在奶奶身边（2008年10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唐召明 摄

    我们两人年纪相仿，但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对她的世界，我可以说一无所知。这样的经历在我后来的西藏之行中并不少见，我每每无从作出判断，想拍片子和写书的想法也就愈发渺茫。我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观察、思索、学习。

    2005年的西藏之行彻底震撼了我。西藏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在去江孜的长途汽车上，我路过一座座县城。往日简陋的县政府大楼，被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取代。因为新修了柏油马路，原来从拉萨到江孜需七八个小时，现在只要四五个小时。以前在西藏旅行时，我习惯于在颠簸的长途车上听人聊天、念经、摇转经筒；现在，车前方安装了闭路电视，左右各一个。左面播放的是印度宝莱坞的肚皮舞，右边播放的是香港武打片。我心里问：我是在西藏吗？

    就是这次的西藏之行，让我下定决心拍一部纪录片，虽然我没有能力把握西藏的过去，但我可以记录它的今天，用人类学的方法，潜下心来记录普通藏族人一年四季的生活和他们面临的飞速变化。

    记：这一年中，您和您的团队一直待在西藏吗？你们遇到哪些值得回忆和向读者观众分享的事？

    书：除了我们的两个藏族摄影师半途被中央台召回去，还有中国藏学中心的制片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每季度换一个人，我们其他摄制组成员都一直坚持下来了。江孜海拔4000多米，比拉萨还高，很多人到此高原反应强烈，喘不上气，头像被撕裂一样疼，尤其是冬天，空气里的含氧量不到40%，身体压力确实很大。我们摄制组在江孜老城里租了一座藏式民居，那本来已经成为街道办事处，最多的时候10个人住4间房，没有水，吃饭、洗漱所需用水全要靠三轮车拉来，洗澡要到街上的公共浴室，一周只能洗一次。很多居民以为我们住的地方还是居委会，时不时地推门而入，和我们聊天。

    我没有什么高原反应。次旦法师给我开玩笑说我前世一定是个藏族人，这是藏族人对我最高的评价吧。

    在西藏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丰富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和碰撞的过程。比如，秋天的时候，次旦法师家两个儿子考上大学，全家人都想去拉萨火车站为两个孩子送行。大儿子晋美考上了西安航天工业技术学院。在拉萨火车站，次旦和晋美觉得有点迷茫，他们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像一座宫殿，却没有佛菩萨和众神像。次旦对晋美即将面临的世界知之甚少，也很难想象三年以后晋美的人生将会发生多大的改变。但即使有这些忧虑，次旦还是希望孩子们能走出去，得到他们祈盼的一切。

    火车缓缓地启动了。次旦依依不舍地跟着火车，一直跑到站台的尽头，还不停地招手。当我回放这段素材时，火车的轰鸣声渐渐变弱，一阵诵经声突然传入我耳中，越来越清晰。我扭头环顾四周，又在画面上反复寻找声音的来源。突然，我意识到，是拍摄时别在次旦绛红色袍子上的无线麦克风，把他最虔诚、最本能的祈祷记录了下来。
  用真诚之心打破“禁忌”

    记：很多做纪录片的人都知道，拍摄这样一个主题需要毅力和勇气。您有无产生过放弃拍摄的念头？

    书：西藏确实是很敏感。我不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但是我认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不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内地，都能折射出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片子在英国广播公司首映后，得到批评家的一致赞同，认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对于我，对于这类纪录片来讲，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取得我们拍摄人物的信任。他们的慷慨、真诚和信任让我对他们的生活、精神世界和藏民族文化多了一分了解。尤其是仁增一家，他们把我当成家人，对我敞开心扉，为我打开了一个奇特的精神世界的大门。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提出各种问题，对于我的无知和无意间的冒犯，他们总是报以微微一笑，然后给我耐心解释。

    我们的拍摄人物中有一位叫拉巴的，他是拉三轮的，他家里很穷，他觉得拍摄出来会让别人笑话。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让我们拍摄，又曾一度被拒绝拍摄。但是我们的诚意最终感动了他，他也给我们的片子带来最曲折感人的故事。

    记：《西藏一年》展示了藏人的美丽生活，您如何看待这部纪录片的艺术语言？

    书：西藏非常美，把它拍摄得美并不难，难的是怎么完整地记录和讲述这一故事。我们一年拍摄了几百个小时的内容，最后成片只有五个小时，而且选择的故事都是非常完整的，比如说三轮车夫拉巴的故事：从他开始挣扎度日，到他找了一个女朋友，他们一起出去打工被打，到最后他和女朋友一起生活并要当父亲的结尾，这几乎像是电视剧，所以好看。但是如果不是我们一年待下来，仔细地捕捉生活的故事，肯定也就陷入风光片的套路了。可以说，我们用类似电视剧的手法去完整讲述《西藏一年》片中八位人物精彩、动人、曲折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生活了整整一年，每一个主要故事的开始、经过、结局都被我们一一记录下来。这需要时间和毅力。

    以最大努力缩短“差距”

    记：《西藏一年》在BBC播出受到认可，在央视一套播出同样受到认可，两大播出平台的“认证”至少证明它获得了国际专业和国内主流的双赢。您对此怎么看？

    书：最让我欣慰的是，在这样一个敏感和有争议的问题上，所有不同方对它都认可并高度评价，可以说各方能由此开始一个讨论，关于普通西藏人生存现状的讨论。只有沟通，才会有理解和尊重，才可能有对话的基础。

    记：《西藏一年》能在BBC等西方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视台播出，是否意味着中国纪录片具备了用世界语言讲述的素质？

    书：总的来讲，我觉得还不能说中国纪录片具备了用世界语言讲述的素质。《西藏一年》可以说是一个特例。中国公司的制作，很难打入国际市场。《西藏一年》的拍摄团队全部是藏族和汉族，这让英国的合作公司和BBC考虑良久，因为他们从未这样做过。最终《西藏一年》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国内很多纪录片的拍摄也花了很大投资，但是为什么很少能打入西方主流媒体，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创意，中国和西方的思维模式以及欣赏趣味都不尽相同。

    记：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受到了国外电视台的青睐，但心态上也许更多停留在“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作为一个旅居国外多年的纪录片人，您如何看待中国本土纪录片的本土题材和世界语言之间的沟壑？

    书：巨变中的中国为作家和导演提供了最好的题材，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但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和沟通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通畅，这不光是在中国纪录片的本土题材和世界语言之间的沟壑，其中也包括表演艺术、新闻和文化等的沟通。相信通过熟悉中外文化的中间人物的努力，建立相互的信任、广泛的交流、细腻的沟通、真诚的合作，就能够有更多像《西藏一年》这样成功的合作。(记者 李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