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3月20日，布什政府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尽管起初的军事进攻进展得异常顺利，但经过了四年在伊拉克的征战，何时能实现伊拉克的和平仍然是遥遥无期。伊拉克之战的教训不仅在于战略上的失算，更暴露了美国人战略思维的缺陷。 

    自从美国抛弃传统的孤立主义、投入世界事务以来，战争大概是美国最深刻的国际体验了。从1917年参加一战到2007年的90年间，美国有一多半时间是处于一战、二战、冷战和反恐的“战争”中，这还不包括像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这样的美国带头、盟国参与的局部战争。 

    战争对美国的战略思维和民众心理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因为美国人已经长时间习惯了战争，他们反而不习惯甚至无法有效地在和平时期思考战略性问题，也丧失了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实现和平的能力。几代美国人的心理和思维都是在战争时期塑造的，所以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反而需要适应新的和平时期，随之而来的就是战略上的迷茫。这大概也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我们马上就会怀念冷战”的原因。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战争迷思，每当危机出现的时候，美国人总是很容易在战争的框架中思考问题，甚至直接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即使这种威胁在性质、程度与规模上都与法西斯主义这样的威胁相去甚远，他们还是会把它们做类比，因为这种类比至少可以被当作解决现存问题的一种参考。 

    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也使冷战及遏制战略成了它未来对外战略的参照系。所以，虽然冷战已经结束这么多年，美国还在不停地寻找以武力为支柱的冲突性安全战略。而它在后冷战时期提出的一些战略选择，无不带有明显的遏制战略的痕迹。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家一直为无法找到类似于“遏制”这样一种能统领对外政策的、简单明了的战略框架而苦恼。到今天，他们都在深深依恋“遏制”的迷思中，寻找另一种能接替“遏制”的对外战略。所以，当恐怖主义的威胁出现后，美国开始另一场“反恐战争”其实并不是那么出人意料。即使到了今天，当伊拉克战场上的糟糕局面已经证明了旧战略的错误，对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替代战略来赢得“反恐战争”，美国人心里还是没有底。 

    虽然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美国觉得它再一次处在了战争之中，这次的威胁甚至不亚于法西斯主义，其他国家并不都认同这种“战争状态”。对于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国家来说，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流，恐怖主义当然需要打击，但这种打击似乎更适合于“斗争”、“运动”等程度更轻的表述，而不是“战争”。这种认识的反差也是美国“反恐战争”面临的一大困境。 

    战争时期的战略思维并不适用于和平时期。战争时期的战略强调冲突的本质，其根本任务在于赢得战争。和平时期则需要和谐与信任，以推进合作、减少摩擦、预防冲突。当然，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说，战争时期也有合作，和平时期也无法避免局部冲突。但把战争时期的战略思维应用到和平时期，恐怕不是明智的做法。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曾说：“战略手段对制造维持稳定的条件也许是必要的，这种稳定能使持续的和平成为可能；但创造和平本身则需要其他更加积极的措施。” 

    相反，我们看到，美国用战争手段完成反恐目标的信心似乎仍没有动摇，对伊拉克进行增兵的脚步还没有停下来。这当然与历史上的美国战略思维高度一致。但是，正如《环球时报》一篇文章曾经指出的：“军事和情报工作只是反恐的一小部分，更大的层面是改善与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如果美国无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战争思维，现在的局面也使它不得不在“反恐战争”中更多地强调和谐与信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