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作协发言人细说作协体制

　　“韩寒在网上说，金庸先生加入作协肯定是不了解中国作协的情况，那么我可以说，韩寒先生也未必了解中国作协是个什么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北京报道

　　“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和郑渊洁退出(北京市作协)没有必然联系，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希望大家不要联系在一起。作协章程规定，(作家)有入会和退会的自由，一进一出我们认为很正常，都是作家自己的选择。”陈崎嵘说。

　　2009年6月，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几乎同时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声明退出北京市作协，两件事情再次引起公众对作协的热议。近几年，韩寒的批评言论、郭敬明抄袭案、网络作家和80后作家加入作协等事件，一次次把作协推到舆论前沿。

　　作协为什么遭到如此多的质疑？对此，《望东方周刊》近日专访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新闻发言人陈崎嵘。

　　扶持主旋律创作每年数百万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作协总是被人诟病？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也会引起轩然大波？

　　陈崎嵘：社会上或者网络上对作协的批评、嘲讽，甚至谩骂，是因为大多数人对作协不了解，不知道作协的性质，做哪些工作，所以产生一些误解，也怪我们以前宣传不够。所以我们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

　　也不能否认，有个别人对作协有成见，有偏见。

　　应该说中国作协的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架构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不是需要一个组织把方方面面的作家团结起来？答案是肯定的。不然很容易变成一盘散沙。

　　《瞭望东方周刊》：作协主要做哪些工作？有哪些职能？

　　陈崎嵘：在成立之初，有一个概括的说法，就是联络协调服务(作家)；现在来说，作协最大的职能还是服务，服务作家，服务文学。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的工作有哪些？

　　陈崎嵘：首先，在思想政治上，有五年一次的(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一年一次的全委会，一年两次的主席团会。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会议、座谈、调研，通过会议，把各种思想、精神和对作家的希望及要求，传递给作家。

　　评奖也是一项重要工作。作协在全国一流的奖项有四个：鲁迅文学奖，三年一次；茅盾文学奖，四年一次；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三年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三年一次。

　　作协还组织作家采风，让作家了解社会变革。改革开放建设中的重点工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青藏铁路、奥运工程，我们都派作家到第一线去过。女作家孙晶岩写奥运题材的报告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就是我们派的；女作家徐坤写“鸟巢”的《八月狂想曲》，是北京市作协派的。

　　《瞭望东方周刊》：是作家组团去，还是有作家需要去，作协中间联系？

　　陈崎嵘：多数是一批一批去的，一次一二十人。“非典”的时候，我们组织一个作家采访团，到地坛医院采访。汶川地震以后，我们组织了4个作家团，受灾的重点县市都去了。我带了一个团去了甘肃陇南。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我是一个要加入作协的人，加入之后会有哪些好处？

　　陈崎嵘：优秀作品可以得到推荐，作协每年都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开研讨会，还可以推荐到作协所属的报纸杂志发表；组织作家到国外交流；每年还会扶持一批重要作品创作，以作协主导的方式，鼓励一部分作家创作主旋律作品。会员个人申报，如果我们认为某个作家比较符合要求，比如反映改革开放的，或者反映老百姓生活变化的，就纳入作协扶持范围，给他一部分经费，他就可以专心写作。

　　《瞭望东方周刊》：扶持作家进行主旋律创作，这一项每年需要多少经费？

　　陈崎嵘：每年大概有几百万。比如报告文学，采访量大，费用高，就给两万，如果是小说，一万，有些作品容量小一点的，就给5000。根据作品的难易程度，确定资助金额。之后，还可以讨论帮助修改作品，联系出版社。一整套的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写不出作品来怎么办呢？

　　陈崎嵘：一定要写出来，不然，钱就收回。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这个扶持更有实效，出平庸的作品太容易了，要出力作，要从题材开始把关。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把关？

　　陈崎嵘：我们把题材分为几类，比如反映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写国家重大建设，描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反映新时代英雄模范人物等，都是现代主旋律题材。正是因为要提倡，我们才会给钱。如果写一些小情感，自说自话，自言自语的，不会资助。

　　吃“皇粮”的只有200多人

　　《瞭望东方周刊》：作协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少级？共有多少会员？

　　陈崎嵘：中央一级是中国作协，下面有各省作协，再下面地级市都有作协，有些发达的县也有。石油、煤炭、冶金等行业也有作协组织。

　　现在中国作协会员有8900多名，到省一级有5万多人。地级市和县里的没有算，那就太多了。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作家加入作协后，再也写不出东西，作协怎么处理？

　　陈崎嵘：也有一些作家写出来了，怎么没有人看到呢？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秦腔》等，都是加入作协之后写的呀。一个人能否写出好作品，由很多因素决定。有些作家加入作协，确实没有超过前面作品，或者写不出作品，都是正常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种说法，“作协养了一窝不下蛋的鸡”。

　　陈崎嵘：我们真的没养多少作家，这是一种误解。在全国所有的作协会员中，专业作家只有200多人，是有“皇粮 ”的，有工资津贴，其中还有一些是担任作协的行政职务的，还有的是作协所属报刊的编辑。

　　《瞭望东方周刊》：其中包括驻会作家吗？

　　陈崎嵘：包括一部分驻会作家，还有一部分签约作家。签约作家就是签约后有工资，搞创作，几年后，不签约，也就没有工资了。

　　200多专业作家，是我们普查过的数字，这个数字还在逐步减少。(因为)我们不再发展驻会作家了，(同时)很多老作家逐渐去世了。

　　绝大部分作协会员都是业余的，他们有自己工作岗位的收入，加入作协只是一个认证，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关系。网上说，我们养着几万名作家，没有这回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郑渊洁认为，作协不应该用国家，也就是纳税人的钱。

　　陈崎嵘：要看这个钱，投入产出的效益如何，如果我们白用了，浪费了，没有任何效益，那样的批评是对的。国家每年给中国作协几千万元，(记者：仅中国作协？)对，不包括地方。这些钱，基本用于扶持文学作品，办文学报刊，组织研讨，中国现代文学馆运行，鲁迅文学院培训作家等，包括组织作家到国外去参观交流，这些工作对文学发展作用是很明显和直接的。国家用几千万元把整个作家队伍组织起来，很好地运转，出好作品，这个投入难道不是很有效益吗？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国家出钱会滋生腐败，采风变成旅游，吃喝玩乐，住高级宾馆。作品研讨会没有实际价值，互相吹捧，拿红包，变成“红包会”。

　　陈崎嵘：应该说这些现象一定程度存在，但这不是由作协本身的职能和性质决定的，而是工作作风问题，管理问题。

　　作家采风，应该从长远来看，不能要求去看了哪个地方，马上就出优秀作品，(可能采风的收获)以后会体现在他的作品里。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现象是有的，接待方面，有些地方经济条件比较好，吃住也会好一点。我觉得作家当中，看重享受的还是不多，他们比较看重精神方面。

　　作品研讨会，确实有不同程度的红包、互相吹捧现象，这不是作协单独的问题，现在科技成果的鉴定、学术成果的评定方面，包括职务、职称的竞争，说好话的，带人情的，比较普遍，这种现象不能不影响到文学批评，文学不是真空。我们坚决反对这种“人情批评”，但是从社会环境方面怎么来改变这个现象，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还有一个原因，作者和出版社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出版社需要评论说好话，书才好卖，评论家即使说了批评的话，有时在媒体上也发不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好人主义、人情、面子、为尊者讳，这种社会文化也有影响。原因是很多的。

韩寒是一个特例，金庸没有搞特殊化

　　《瞭望东方周刊》：作协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团结作家，但现在年轻作家对作协越来越陌生。

　　陈崎嵘：作协也在培养年轻作家，选拔一些优秀者到鲁迅文学院深造，提高他们知识素养和文学创作水平。至今已经有11期了，每期四五十人，请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一流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讲课，很受欢迎。鲁迅文学院已经成了文学界的黄埔军校。

　　《瞭望东方周刊》：作协现在好像很注意吸收“80后”和网络作家。

　　陈崎嵘：作协要正视现实，看到文学发展的趋势。文学如果拒绝青年，就没有未来，拒绝网络，就会被历史淘汰。

　　现在青年作家如雨后春笋，网络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盛大文学下面有三个网站，每天点击量3亿人次，在他们那边签约的作家、写手，有18万人，定期上网浏览的读者有3000万人。网络文学发展才10年，但是创作总量已经超过过去 60年纸媒创作的总量。

　　作协不关注这些不行。要对他们进行研究，组织座谈会，听他们对作协的意见，吸收安妮宝贝、张悦然、春树等入会。现在，我们还在办网络作家培训班，全部免费，和盛大文学合办，在他们的签约作家中选出唐家三少、红娘子，请中央领导部门负责同志、作家、文学评论家和一些学者，给他们做讲座，引导他们。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吸收他们加入作协？

　　陈崎嵘：向他们介绍宣传，作协是做什么的，加入进来会有哪些有利的地方。

　　中国作协是中国最大的作家组织，只此一家，没有分店。(笑)现在很多人对我们不满意，这也很正常，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加入中国作协，是对创作水平和创作身份的认定，不能否认，几乎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都是中国作协成员。

　　《瞭望东方周刊》：是不是也有不愿意加入作协的？

　　陈崎嵘：从老一代作家，邓友梅、玛拉沁夫、王蒙，到“80后”、网络作家，知名的几乎都是中国作协成员，只有极个别年轻人没有加入，韩寒是个特例。他在网上说，金庸先生加入作协肯定是不了解中国作协的情况，那么我可以说，韩寒先生也真的未必了解作协是个什么情况。

　　加入作协之后，对作家不会有影响，只有帮助，我们不会去干预作家的创作。

　　《瞭望东方周刊》：郭敬明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判抄袭，但他还是加入了作协，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

　　陈崎嵘：我们对抄袭剽窃行为的态度是很明朗的。今年，加入中国作协就添加了一个公示程序，希望能避免类似情况，结果在公示名单中，就有一个人被举报有抄袭行为，我们还没有认定，暂时把他“挂”起来，没有同意他入会，查清楚以后再说。

　　《瞭望东方周刊》：好像有些公务员、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加入了作协？

　　陈崎嵘：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加入作协的很少。宣传部的文艺处长或者分管文艺的副部长，每年大概都有几个加入作协，他们属于文学组织工作者，为作协义务工作，不是作家。

　　《瞭望东方周刊》：能不能说一下金庸加入作协的过程？

　　陈崎嵘：我们第一个考虑，是要不要吸收港澳作家加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作协曾经吸收过25名港澳作家加入，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暂停。20年后，我们认为现在时机成熟，所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汇报，恢复吸收港澳作家入会。

　　之前，中国作协与金庸先生曾经有来往，他参加过作协的“六代会”，也参加过我们组织的一些文学活动。所以，我们通过香港文学界的朋友向金庸先生传达了信息，可以吸收港澳台作家入会了。他很主动地表达想加入中国作协的愿望。我们当然很欢迎了。

　　《瞭望东方周刊》：金庸加入作协的介绍人是谁？

　　陈崎嵘：一个是中国作协副主席邓友梅，另一个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陈祖芬。我们也严格按照程序，他提出了申请，经过审查，书记处讨论，公示。从这个过程看，金庸先生并没有搞特殊化。

　　《瞭望东方周刊》：网友猜测会安排他任职中国作协副主席？

　　陈崎嵘：现在先解决他入会的问题，下一步，他担任什么职务，现在还没有定论。以后可能会考虑，不过，也会按照作协章程规定和程序办，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

　　选作协主席不是搞文学奖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介绍一下中国作协的组织架构？

　　陈崎嵘：由作协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全国委员会，全委会现在有199人，主要是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各地作协的主要负责人。全委会之上再产生一个主席团，由最拔尖的作家和中国作协的书记处书记组成。主席团包括一名作协主席，若干副主席(现有14位)。

　　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五年一次，和文联一样，全国各地的作家代表参加，大概有六七百人。全委会一年一次，主席团会一年两次。

　　《瞭望东方周刊》：作协主席是有官职的，中国作协主席属于正部级，省作协主席是正厅级。2003年山西省作协原副主席李锐、张石山退出中国作协时，曾表示主席团选举变成了权力追逐的游戏。选择作协主席有什么标准？

　　陈崎嵘：作协主席的选举，和我们国家的干部任用体制是一致的，群众推荐，组织考察，通过民主程序，然后提名，投票。我们作协另搞一套，不可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作家也是人才的一部分。

　　全国有十多个省的作协主席是正厅级，有些是副厅级，也有处级的，不一样。选作协主席当然有一个标准，大的标准就是我们党提倡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协主席要人品好，而且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家，未必是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选作协主席不是搞文学奖。他还要有一定的服务意识，要有领导能力，有群众基础。

　　事实证明，铁凝主席上来后，反映很好。大家很认可，跟我们党组相处得也很好。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作协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的，一定时期在团结作家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有人认为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作协是不是需要改革？

　　陈崎嵘：历史上作协曾经发挥了很好作用，很多红色经典都是当时的专业作家创作的。

　　(作协自身)改革的问题我们很早就考虑过了，比如作协原来强调管理，现在把“管理”变成了“服务”，(工作的 )内容、形式和方法上要大大改革和拓展。

    应该给作协“断粮”

　　—— 退会作家呼吁作协体制改革

　　有作家认为，作协应该逐步过渡为真正的民间组织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特约撰稿孙陆芳｜北京报道

　　2009年6月下旬，金庸声明将加入中国作协后没有几日，作家郑渊洁发表声明，退出北京作协。

　　“金庸(加入中国作协)是文化做秀，政治做秀。而作协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光彩，给自己贴金。郑渊洁退出是因为作协内部的矛盾。”2003年声明退出湖南省作协的余开伟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多位于近年退出作协的作家，他们针对当前作协的种种状况以及作协体制改革，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为什么退出作协

　　郑渊洁毫不讳言：自己退出北京市作协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北京市作协某位负责人的排挤。

　　“她曾经跟我在一个杂志社的编辑部工作过，上世纪90年代中旬，她和这个杂志社的编辑部一位姓陈的副主任闹矛盾挺厉害，一直闹到把这个人从编辑部给轰走了。在这件事上我觉得那位副主任占理比她多，我比较倾向那个人。”郑渊洁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他与那位现为北京作协某负责人矛盾的根源。

　　令郑渊洁非常不满的是，2003年9月，北京市作协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郑渊洁当选代表。而此前北京市作协竟然只在网上通知他开会，导致他错过了此次会议。

　　当年，受到同样待遇的北京作家有两个，一个是郑渊洁，另一个是王朔。

　　另一个让郑渊洁不能接受的事情是，北京市作协已有9年未与他联系了。

　　最后，郑渊洁决定退出。

　　2003年，余开伟退出湖南省作协也曾经引起很大关注。他的遭遇比郑渊洁更离奇。

　　2000年，在湖南省委召集的一次作家座谈会上，余开伟对省作协内耗严重、争权夺利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第二天晚上，他在家中接到了匿名电话，“我X你娘，小心全家！”20分钟后，又一个电话打进来，仍然是谩骂。这次，余开伟听出对方口音，是湖南省作协的某位负责人，于是回说：“你是XX吧，你要为今天的流氓行为负责！”对方竟然说：“没错，就是我，你敢把我怎样？”

　　2003年6月，余开伟在退出湖南作协的声明中写道：经过慎重考虑，为了保持作家应有的尊严，抗议腐败气息，我决定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

　　就在同一年，作家黄鹤逸退出湖南省作协，山西省作协原副主席李锐、张石山辞职，并退出中国作协。

　　“作协会员证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本子”

　　加入作协的程序并不复杂。

　　申请需要写一份志愿书，填一个表格(写明作品发表情况，一般要求有一部作品或作品集)，两名作协会员推荐，即可。各地作协常年接受申请，年底审批一次。加入地方作协后，可以申请加入中国作协，程序和要求大致相同。

　　“很多人找关系加入作协，(作协成员)没作品的占一半以上，一些地方宣传部门的头头也变成作协会员。”余开伟道，“郭敬明明目张胆抄袭别人作品，不道歉，堂皇地变成中国作协会员。作协还有什么标准？”

　　那么，加入作协有什么“好处”？

　　“作协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名片上印上作家头衔，抬高身价，更能得到实惠，省作协每年都派作家代表团出国，没有机会出国的，就在国内开研讨会，也像旅游。”余开伟说。

　　“(作协)开作品研讨会，作家和评论家互相吹捧，拿红包，研讨会变成‘红包会’。作协领导大都很乐意参加这样的会。”余开伟认为，这种现象加剧了中国文学创作的“虚假繁荣”。

　　会员与作协的关系也是一些退会作家质疑作协的一个方面。

　　“我加入地方作协20多年，除了定期交会费，收到一本所谓的内部刊物外，好像和湖南省作协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创作也很少得到过他们的指导。”余开伟说。

　　同样在2003年退出上海作协的作家夏商，在退会声明中说：“本人对自己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的荣誉感已经完全丧失。从现在的会员名单上看，上海作协会员很大数量谈不上真正的作家(常年不创作、入会门槛低、专业作家用赚钱的烂剧本充当创作指标等等)，而只是上海作协会员而已。??我实在看不出作家的创作和作协有什么关系，上海作协会员证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本子罢了。”

　　“官本位”、“衙门化”

　　“作协名义上是群众团体，但它却是纳入政府行政体系的准政府组织，中国作协是正部级单位，各省作协则是厅局级，在作协当上领导，就能享受到相应的级别待遇。这些都牵扯到利益再分配。因此就会有人去钻营，腐败滋生。”余开伟说。

　　李锐当年辞职退会时，在发给记者的公开信中声明，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

　　“加入作协的作家，就像踏入官场一样。”余开伟说，“在各级作协内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和内耗，出国访问、评奖、出丛书、评一级二级作家职称、推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种事就会引发利益冲突。每次作协领导班子换届，就是一场利益博弈。讨论理事代表名单就是权力和名头的再分配，成为拉帮结派的契机。”

　　“我理解的作协主席是有一定作品成就的人，没有行政级别。”郑渊洁说，但是他参加的作协主席选举时发现，“可能作协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已经策划好让谁当了，在开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没有差额选举，只有一个候选人。”

　　“把作协作为一种官僚机构，是对文学的不尊重。”他说。

　　余开伟认为这种领导选拔方式导致管理混乱，他举了一个例子：按照作协章程，湖南省作协本应在一届期满后，进行换届选举，但直至他退出，湖南省作协近十年都没有开代表大会进行过换届选举。

　　“连年来，山西省作协换届的时候，就接到上面派过来的人，兼做常务副主席，把作协主席团完全摆在一边。每年换届的时候发展会员，其实，(派过来的人)却并不熟悉工作，真正熟悉情况的人没有一个参与作协的日常工作，理事会完全成了摆样子。换届会几天下来，作协里大部分的人无所事事，很无聊。”张石山在一篇谈到作协换届管理问题的文章中写道，“ 我也曾经做过一个建议，让那些曾经做过实事，资历、名望都不错的老同志，不当官，不进入常务副主席团，只做组织工作，办点实事，不影响那些当官的人的利益与权力，但还是没有人听。”

　　“我们这个副主席，成了裱糊门面的，我不愿意替他们裱糊门面了，我不干，所以辞职。”张石山在退会声明中说。

　　“向小岗村农民学习”

　　余开伟告诉本刊记者，他宣布退出湖南作协后，受到湖南省某些部门的排挤、刁难，不发表他的文章，同时，他也被看作“异类”。

　　“本来想以退会来推进作协改革，但是现在来看，问题越来越普遍、严重。”他表示，现在对作协“极端失望”。

　　“我的退会行动并非仅仅针对湖南省作协腐败的现状，而是对中国现在整个作协体制的质疑和挑战。”余开伟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人可以体谅，但是对这样的机构和体制不能原谅。”

　　郑渊洁则把作协称作“怪胎”：“这是因为它的财政来源—— 作协用的是国家财政拨款，纳税人的钱。”

　　据郑渊洁了解，北京市作协一年有200万元的财政拨款。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中国县级以上都有作协，加起来大概有数千个作协，按照平均一个作协一年20万经费计算，“最保守的数字，国家一年有7个亿花在作协上。”

　　他称作协是“被监督机制遗忘的角落”，“花着纳税人的钱，审计局不审计它，人大代表不监督它。”

　　“我觉得中国纳税人这每年7个亿花得很冤。”郑渊洁认为，作协改革最直接的做法是“断粮”，“现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都要改成企业，为什么对作协还不‘断粮’呢？”

　　余开伟则认为，作协应该逐步过渡为真正的民间组织。

　　“向小岗村农民学习。”而李锐在接受本刊记者关于作协体制改革的采访时，只说了这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