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阿旺老人在拉萨市福利院安度晚年（1月14日摄）。50年前，阿旺是藏北草原上的农奴。 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西藏立法机构19日表决通过了一项议案，决定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纪念50年前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宣布，出席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19日会议的382名代表一致表决同意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表决前，列确分别用藏语和汉语宣读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草案）》。

　　列确强调，本次会议应到代表434名，实到382名，表决“符合法定人数”。

　　1959年3月10日，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集团为保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永远不变，发动了武装叛乱。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

　　本届人大代表、亚美民族手工业产品有限公司总裁格桑认为，“这个纪念日早就该确立了”。

　　“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既是对那些曾经是农奴的老人的慰藉，又能教育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格桑告诉新华社记者。

　　但是格桑曾经是农奴的父母却不能和他一起庆祝。他们已经去世了。

　　声音洪亮而健谈的格桑是典型的藏族人，面孔黝黑，坚毅。他出生在日喀则白朗县的一个差巴家庭（农奴的一种），父母都是当地贵族的仆人。

　　格桑童年的记忆就是没有鞋穿、补丁衣服和手指一样粗的皮鞭。“如果不慎冒犯了主人，最少要挨五十鞭。”他说。

　　最痛心的记忆是1954年年楚河泛滥，很多庄稼都被淹了。“贵族家里谷仓的粮食都堆积得发霉了，可是骨瘦如柴的奴隶很多被饿死了。”他回忆说。

　　然而奴隶们的痛苦还不仅在于贫穷。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总是“像牲口一样被卖来卖去”，格桑说。

　　他的姨妈仓觉还是个少女时，就被从日喀则转让到了拉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格桑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

　　直到1965年，格桑的父母才坐了一天的车到了达孜县，在那里找到了他被转让的姨妈，当时她的名字已经被改了。一家人抱头痛哭。

　　现在仓觉有一个女儿，两个外孙。她的女婿是五金公司的职工。她家一年的纯收入有四五千元。另外根据西藏的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还可以领到三百元补助。

　　苦难

　　很多人都有和格桑类似的经历。

　　西藏社会科学院藏学家格桑益西原来是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的社长。他认为，西藏早在元朝（1271－1368年）之前就已经进入了农奴制社会。在后来政教合一的统治中——这种制度以达赖喇嘛等宗教上层人士为最高代表，农奴制进一步发展。

　　在近一千年中，占西藏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奴被农奴主当做私有财产，而占总人口只有5％的农奴主掌握了80％以上的生产资料－耕地、牧场和牲畜等。

　　农奴一般被分为三类：为领主支差的差巴、耕种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分给的少量份地并为其支差的堆穷，和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丝毫人身权利，被农奴主视为“会说话的牲畜”的朗生。

　　农奴主包括贵族、寺庙僧侣和官员。西藏博物馆一个展览的数字显示，这些人在1959年以前分别占有西藏耕地总面积的24％，36．8％和28．9％。

　　农奴可以被农奴主任意买卖、转让、赠送、抵债、交换甚至杀害。

　　在距离拉萨城50公里的堆龙德庆县的色兴村，保留着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家族的庄园。上了年纪的村民还记得这里曾经在短短十年中就有5个人被活活打死，11人致残。

　　在西藏博物馆里有十几张照片，尽管是黑白的，人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当时情景的血腥——布德被挖去了双眼，班德尔被剁去了手指，宾奔的鼻子被砍了下去，扎西双脚的脚筋被抽出……

　　达赖喇嘛过生日时，为了给他念经祝寿，西藏地方政府还曾下令人们供奉人头、人血、人皮。

　　在日喀则的江孜县保留着著名的帕拉庄园，在那里75岁的米玛顿珠老人做了11年朗生。

　　他和妻子女儿一起生活的那间不到7平米的黑洞洞的土坯房也被保留着。里面只有一个灶台，和一张砖“床”。

　　有一次，米玛实在太饿了，就偷了农奴主20斤青稞。“庄主知道以后气坏了，让人把我的两条腿捆起来，两个人轮流拿皮鞭打，打了一百多下。”他回忆说。

　　被毒打后的米玛无法坐下，就是躺着也要侧着身。臀部的伤口用了二十多天才愈合。然而和他的一个亲戚相比，他还算幸运的了。他的那个亲戚是庄主的马夫。有一次喂马的时候庄主嫌他浪费草料，就是一顿毒打。马夫被活活打死了。

　　但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在1983年3月10日在印度的讲话中却说：“过去，我们雪域西藏在佛光的照耀下，人们安居乐业。”

　　“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他的农奴制度，”他说，“这是因为西藏地广人稀，佛教为众生谋福利，告诫人们相互要仁爱。因此我们的社会虽然实行的是农奴制度，但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

昔日农奴、现年73岁的益西洛追老人在拉萨布达拉宫前（1月7日摄）。目前，西藏人口平均寿命已由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35.5岁提高到67岁。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新生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政府曾考虑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西藏不少人也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度的建议。1955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但是，毛泽东在1956年写信给达赖喇嘛，表示不准备立即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拉布吉老人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这位精神矍铄的83岁甘肃籍老人1951年加入进藏的十八军，五年后随工作组进入了日喀则的岗巴县。那里曾经被选为民主改革的试点。

　　然而到了1957年，他被通知民主改革不搞了，然后被送到陕西咸阳的西藏民院学习。

　　“当时听说，我们要等到大部分人愿意搞民主改革的时候才能搞。”他说。事实上，中央高层当时还希望等到达赖喇嘛和贵族们的真正支持。

　　但1959年3月，达赖和他的支持者却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一直被史学家认为是企图永远保存农奴制，而不是推迟它的到来。只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才知道当时是怎样的惨烈。

　　拉布吉4月到了拉萨。他看到，那里满目疮痍：街上是弹坑，小昭寺金顶上布满弹孔，大昭寺里到处是水。

　　人民解放军很快平息了叛乱。失败后的达赖本人逃到印度并成立“流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西藏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使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分得土地，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政治权利。

　　参与叛乱的贵族们的财产被分给农奴，政府对其他农奴主的财产进行赎买。

　　现在住在两层小楼里的米玛顿珠仍然对当时分财产分田地时欢快的场面记忆犹新。
　　新杂·丹增曲扎是日喀则浪卡子县的活佛。这位68岁的和蔼老人说：“当时人们从家里拿出地契放在一起烧，然后通宵达旦地围着火跳锅庄。”

　　同样是人大代表的新杂说他民改后在劳动中学到了不少技能，比如木工、石匠、绘画等等。

　　后来他进入了政府编译室，负责藏文史料的编译工作。1995年到1997年他被派到北京高级佛学院学习，然后多次出国考察。

　　现在回头想想，他说：“如果没有民改，我可能还在寺庙里，穿着漂亮的袈裟念诵经文。生活可能也算悠闲，但是我的眼界肯定没有这么开阔。”

　　作为活佛，格桑仍然从事他信仰的宗教活动。

　　民主改革并不意味着毁灭喜玛拉雅山下的传统宗教。50年过去了，在西藏，仍有1700多处宗教场所对外开放，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藏传佛教朝圣者。在拉萨街头，游客们很容易就能看到众多的喇嘛和信徒们念经并在寺庙中和佛像前朝拜。

　　铭记

　　对于格桑来讲，3月28日是个大日子。

　　“经历过苦难，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段黑暗的年代中去。”他说。

　　然而，他认为，很多年轻人对那段历史很不了解。格桑说：“去年‘3·14’事件的参与者中，就有很多是不明真相的年轻人。”

　　“如果他们了解旧社会的苦难，他们就会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他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设立这样一个纪念日。”他说。

　　新杂·丹增曲扎则认为，在2008年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达到了高潮。“这个时候设立这样一个纪念日是很有必要的，它能让我们的子孙时代铭记那段历史。”

　　来报道人代会的印度新德里电视台记者普里娜·苏瑞是第一次来西藏。她认为刚刚过去的五天是非常好的经历，自己对西藏增进了很多了解。

　　“如果（设立农奴解放纪念日）能够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这是件很好的事情。”这位美女记者笑着说。

　　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总领事纳因德拉·益拉萨德·乌帕达雅认为这个决定“太棒了”。他来到西藏15个月了。“这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说，“这充分证明了五十年前的民主改革是正确的。”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这样认为。

　　根据“德国之声”中文网站的报道，欧洲议会西藏协调小组组长、欧洲议员托马斯·曼认为，这是对藏人“史无前例的侮辱”。作为支持“西藏独立”的组织，欧洲议会曾经呼吁欧盟各国领导人“不要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事实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迎来了一百多位外国政要。

　　无独有偶，“西藏青年大会”的副主席东达多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污蔑说，这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伎俩。这个组织成立于1970年，总部设在达赖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它曾多次批评达赖“不够强硬”，并于近些年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了多次要求“西藏独立”的绝食示威活动。

　　格桑益西认为这些不同声音的存在是可以想象的。“毕竟那一天是大多数藏族人民的节日，是少数人的末日。”

　　这位60岁的教授把这一天比作美国的9月22日。1862年的那天遇刺的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推出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但是所不同的在于，解放后的农奴拥有了选举权。”他说。而在美国，一百年以后黑人们还在为自己争取选举权，于是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日喀则的企业家格桑对于自己能够从一个农奴的儿子成为人大代表感到很骄傲。“现在我有选举权，可以在政府做决定的时候有发言权，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当时只要不挨打就不错了。”他说。

　　这次人代会上，他参与提交了一个关于银行贷款的议案。他的公司目前有注册资产一个亿，年产值3000万。尽管世界经济正在受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格桑准备今年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

　　“小的时候，我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看着皮鞭就发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现在的生活，”他说，“这（3月28日）是改变了我一生的一天。”（新华社记者索朗罗布、胡星、易凌、李惠子参与了稿件采写）

（责编：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