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曲此里的家在香格里拉镇上，宽敞的藏式民居收拾得很整洁，充满了温馨的家庭气氛。屋前屋后放满了兰花，散发出幽幽的香气。“我喜欢养兰花，它不需要精心的呵护，就能开出芬芳的花朵。” 龚曲此里的妻子斯那拉姆说。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越来越觉得，龚曲此里就像一盆兰花，他对社会索取很少，对自己、家人和亲属严苛得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是他奉献很多，他对社会、对他人，抱着一股热情。

身着新式军礼服的龚曲此里（2008年7月摄）。新华社发（钟兴良摄）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龚曲此里虽然死了，但他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却让他永远活着，这恰是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军人爱党信党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实体现。

    “我一定要好好干，报答党组织的厚爱！”

    1954年7月，龚曲此里出生在迪庆州德钦县佛山乡一个贫苦的藏族家庭。他的祖辈世世代代是农奴，父亲是迪庆解放之后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曾担任村支书。

    从记事起，龚曲此里就经常听阿爸阿妈讲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往事。阿妈常对他说，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我们是翻身农奴的后代，永远不能忘了党和“金珠玛米”的恩情。

    1970年，年仅16岁的龚曲此里在父母的支持下报名参军，来到怒江边防某团一连。当时龚曲此里不识汉字，听不懂汉话。班长下口令，别人都能迅速做出动作，而他却无所适从。班长发现了他的问题，为了让他尽快适应部队的生活，专门为他创造了一套“手势训练法”：手掌向右，表示向右看齐；跺脚是立正……    在连队党支部和战友们的关怀帮助下，龚曲此里成长得很快，入伍第二年，他便脱颖而出，当上了副班长。1972年4月的一天，龚曲此里在执行边防巡逻任务时，经过一段绝壁，他不慎滑下了滚滚怒江。生死关头，连长纵身跳入水流湍急的怒江中，拼尽全力将他托上岸来。面对舍身相救的连长，龚曲此里感激涕零，而连长只说了一句话：“我是一名党员。”这句话让龚曲此里铭记在心，两年以后，他终于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庄严的承诺，从此成为他一生中矢志不渝的信念追求。

    1976年，龚曲此里所在营有一个提干名额。经过选拔和考核，龚曲此里和另外一名汉族班长被列为候选对象。龚曲此里在心中暗暗比了比，不论是文化水平、军事素质，还是管理能力，自己都处于下风，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龚曲此里（中）在香格里拉城区建设工地参加劳动（2005年5月摄）。新华社发（钟兴良摄）

    没想到，选拔结果出来，提干的却是龚曲此里。汉族班长心里不服，情绪有些低落，见此状况，龚曲此里也很矛盾。营长了解到他俩的情况后，找到他俩说：“注重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我党一贯的方针，这是民族团结的需要，也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你们俩都是党员，应该想得通。”

    一席话，让龚曲此里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他向营长敬了一个礼，说：“谢谢营长的教诲，我一定好好干，报答组织的厚爱。”营长意味深长地说：“要谢，就谢党的好政策；要还，就多为党的事业作贡献！”几十年以后，他每次想到这句话，都会感到一种责任和使命，鞭策自己不断向前。

    1997年，龚曲此里被任命为迪庆军分区副司令员。上任这一天，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是翻身农奴的后代，没有党的培养和关爱，就没有我的今天，如果说我是雄鹰，那么党就是托起我高飞的翅膀。”  “我想留在迪庆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龚曲此里本来有3次机会留在省城昆明，过安逸的生活，但是他放弃了。24年的高原岁月，让他这个牦牛般壮实的藏族汉子，成了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直到他病得奄奄一息时，才被战友们抬下了迪庆高原，而这一次离开，他再也没能回来。

    1985年12月，已经在云南省边防队工作了15年的龚曲此里，按照规定可以调进省城昆明工作。正当他们全家憧憬在昆明的美好生活时，有一个消息让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为了方便与藏族聚居区群众联系，迪庆军分区需要一名藏族干部。

龚曲此里在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2005年1月摄）。新华社发（翻拍照片）

    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选择了回到迪庆高原。“我是迪庆人，那里的情况我熟悉。作为一名藏族干部，在藏族聚居区更能发挥我的优势。” 他对妻子斯那拉姆说。尽管有着不解，妻子还是默默地支持了丈夫的选择。

    又一个15年过去了。到2000年时，长期的高原生活让龚曲此里患上了严重的高原综合症，心脏损伤较重，每天得服用丹参滴丸，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等急救药品。在一次病发后，组织根据当时的有关规定，建议安排他交流到昆明等低海拔地区。但是考虑到自己在藏族地区的特殊作用，他又一次拒绝了。

    一晃又是7年。2007年12月，龚曲此里在副师职岗位上任职满10年，达到了规定的任职年限，可以下高原休养了。这时他的身体更差了，已有几次昏倒的危险经历。家人相信，这次下高原是铁定的了，大家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昆明。

    那时正是北京奥运会前夕，社会稳定事关重大。龚曲此里想到自己在藏族地区工作了20多年，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决定留下来再工作一段时间。他主动向军分区党委报告：“党把我培养成一名中高级领导干部，作为一名藏族军人，我想继续留在迪庆为党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一语成谶，1年以后，龚曲此里耗尽了最后的心血，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作为一名军人，他始终牢记军人的使命，在军事训练上绝不打折扣。迪庆高原高寒缺氧，平均海拔3300米，含氧量不足内地的70%，有人认为：“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官兵躺着就是风险，训练上不去也情有可原。”龚曲此里却常说：“农民种粮，工人上工，军人习武都是本分。条件苦，训练要更能吃苦。”

    每次训练，他都身先士卒，从不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就要求特殊待遇。直到病倒的前一天，他还上了训练场。

    “他没什么特殊嗜好，不打牌，不搓麻将，不去歌舞厅。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妻子斯那拉姆含着泪说。只要有时间，龚曲此里都会抓紧时间看书，孩子们上学的课本，他都好好珍藏着，放在办公室，抽空阅读。他到军分区这些年，仅工作记录用的笔记本就有23个。

    在长期的工作中，龚曲此里给自己提出了“四忘三不忘”的要求：忘掉官位、忘掉年龄、忘掉恩怨、忘掉疾病；不忘自己是翻身农奴的后代，不忘党多年的培养之恩，不忘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如果权力用来谋私，群众会戳我的脊梁骨！”

    “上小学的时候，其他孩子家都有车接送，有名牌衣服和玩具，我们却从来没有。”龚曲此里的儿子龚建平说。不仅如此，上大学以后，龚曲此里还要求儿子把同学们不穿了的旧衣服要回来，每次下乡的时候，带给贫困的群众。

龚曲此里在组织部队野外训练（2001年9月摄）。新华社发（邝昌健摄）

    2008年6月，儿子龚建平从昆明陆军学院毕业。由于表现优秀，学校想要他留校工作。他自己也很心动，如果能留在昆明，不仅海拔低一些，而且还是省会城市，可以生活更舒适。但是，他的决定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你是我的儿子，如果连你都不回来，其他人更不愿意回来。”龚建平经过两天的考虑，决定回到高原。

    直到临终前，龚曲此里还反复强调，儿子要留在部队，因为部队需要懂藏语、懂当地民族风俗的干部，不要有其他的想法。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龚曲此里始终慎权如初，一心为公。

    2003年，龚曲此里当兵两年的外甥此里定都想晋升士官，他让母亲找到舅舅，托舅舅给部队的领导打个招呼。

    面对从没向自己开过口的妹妹，龚曲此里心里十分矛盾：自己参军离家后，是几个妹妹代他在父母跟前尽孝，他一直觉得对几个妹妹有所愧疚，但是打招呼开后门，又有违党性和良心，对其他战士不公平。几经挣扎，他终于决定对妹妹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我跟定都部队的领导不熟，不好打招呼。”最终，因名额有限，此里定都未能圆士官梦。

    5年后，时任德钦县佛山乡干部的此里定都再次找到了龚曲此里，因妻子怀孕，他希望舅舅能把他调到县城，方便照顾妻子。这次，龚曲此里没法以“帮不上忙”为借口了，因为这正是他管辖范围内的事情。

    对自己的晚辈，龚曲此里没有客气：“我把你调到县城，其它干部会怎么看？舅舅手里这点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如果用来谋私，关照自己的亲人，群众会戳我的脊梁骨！”

    看到此里定都委屈的样子，龚曲此里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多吃点苦，多受点罪没有坏处。自己的路自己走，腰杆才能挺得直，心里才踏实。”至今，此里定都还在佛山乡当干部，在舅舅去世以后，他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舅舅的苦心和伟大。“我不怨恨他，他说得对，人应该靠自己，舅舅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我也要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去。”此里定都说。 

    对于亲人的要求，如果需要动用手中的权力，龚曲此里从没有松过口——外甥斯南都吉祥入伍体检不合格，人武部来征求他的意见，他毫不犹豫地照章办事；外甥女冬梅为了照顾女儿，想找舅舅调动工作，被龚曲此里拒绝了。

    其实，作为军分区领导，又兼任迪庆州人大常委，龚曲此里不是没有能力办这些事情。近5年来，他不收一分钱礼，先后帮助军分区6名随军家属在迪庆安排了工作。

    “老百姓心中有一杆公平的秤，能够称出党员干部的分量。私心杂念越重，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越轻，每个党员干部应千方百计增加自己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龚曲此里说。

    他无疑做到了，当他离开人世，人们悲痛的泪水、满山遍野的花圈和漫长的送行队伍就是证明。（记者 王珍 特约撰稿 钟兴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