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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历史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

2014-03-15 15:08编辑:admin来源:未知 评论:点击:

  [摘要]本文通过在西藏昌都地区的长期实地调查,并结合大量文献资料对昌都历史文化的特点以及成因进行剖析,提出把握昌都历史文化的特点在于了解昌都特殊的封建割据地的特点和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特点,这也正是昌都文化多姿多彩、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昌都文化;封建割据地;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K281“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O002-557(X)(2006)01-0060-10

  五千年前,勤劳、勇敢、智慧和富于开拓创新的昌都先民,凭着自己劳动的双手创造了令世人称道的昌都卡若文化。随后,卡若文化又经过4000多年的发展,不断吸收周边各民族的文化营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昌都文化,并呈现出多彩多姿而且有震撼力的藏区地域文化——昌都文化。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会对昌都历史文化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由昌都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我认为要想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昌都历史文化的特点,关键是要把握好昌都特殊的封建割据地的特点和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特点。把握好这两大特点,昌都复杂多样历史文化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一、特殊的封建割据地的特点

  昌都地区自吐蕃王朝统治崩溃以后,一直处于部落众多、头人林立、自主称王的特殊地区。自元明清以来,历代中央王朝虽在昌都设置过军政机构,任命过政教头领,但其内部始终未能有效地统一起来。清末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所委任流官并没有取代当地的政教头领,原有的封建农奴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触动。西藏地方政府统治昌都地区后,仍未打破封建割据状态,政令还是不能上通下达。这里依然保存着既有政教合一、自成一体的地方政权势力,又有非政教合一的世俗部落、土司统治的领地;既有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宗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又有所谓“无官无法”、以父系血缘纽带组成的“帕措”等宗族势力控制的三岩等地。

  1、拉多土司

  据藏文本《拉多世系》记载:拉多土司是护送文成公主进藏所运释迦牟尼像的车夫吉拉嘎的后裔。同书记载:为了表彰拉多头人的功绩,藏王赤松德赞授予拉多头人“英雄猛虎”称号,拉多王是百姓的神,是藏区大统一后的功臣,故赐名为“拉多王”,意为第一神王。此后,拉多王借助于这一封号,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一时誉满康区,成为昌都一带势力最大的部落之一。1374年(明洪武七年)拉多王封为纳竹千户。1729年(清雍正七年)又封为安抚司。解放初期,拉多土司管辖930户,4650人。

  2、三十九族部落

  三十九族是指曾由蒙古人统领过地方头领的39个藏族部落的简称。约14世纪前期,蒙古人古润乌伦台吉统治了霍尔德地区,成为第一代霍尔王。以后历经霍尔王八代人的扩张,到第九代霍尔王衮秋加时期,形成了霍尔三十九族自成一体的统治体系。据一份抄自1723年(清雍正十年)的藏文文告记载:三十九族部落共设有13个百户、20个百长,总户数4816户,每年缴纳赋税386两5钱3分。

  三十九族最初包括在青海南部等处蕃民七十九族内。1732年(雍正十年),由青海、四川、西藏三方派出官员勘定。靠近西宁的40个部落归西宁,靠近西藏的三十九个部落归西藏管辖。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三十九族正式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1912年(民国元年)驻藏大臣及清军被藏政府驱逐,1916年(民国5年),噶厦政府在丁青设立“霍尔基”,专管三十九族地区。1942年(民国31年),噶厦政府撤销“霍尔基”,将三十九族划归那曲“羌基”管辖。

  3、政教合一的四大呼图克图

  由于清朝政府的扶持和赏赐,加之历史的原因,昌都四大呼图克图在各自所执掌的封地内,实行着典型的政教合一制度。他们既是各自封地内最高的宗教领袖,也是最高的行政长官,集政教首领于一身,在各自辖区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故在昌都有“格仓日西”之称,意为有独立管辖权的四个地方。

  (1)昌都帕巴拉呼图克图 帕巴拉活佛是昌都强巴林寺(简称昌都寺)的第一大活佛,也是康区历史最早、地位最高的格鲁派活佛世系。自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实行“金瓶掣签”制度以来,帕巴拉活佛世系是西藏最早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大活佛。他的驻锡寺庙是建于1444年(明正统九年)的昌都寺。

  帕巴拉活佛世系形成于16世纪初。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三世帕巴拉被聘任为昌都寺的第十四任法嗣,从此历代帕巴拉正式成为昌都寺的第一大活佛世系,标志着帕巴拉活佛世系的形成。但帕巴拉作为著名的诺门汗一级的大活佛,是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清朝中央政府正式册封的。之后,诺门汗名号升为呼图克图。

  1676年(康熙十五年),以五世帕巴拉·帕巴甲娃甲措创建拉让为标志,形成了昌都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帕巴拉呼图克图政教合一的机关叫“孜拉让”,下面设有称之为“孜勒空”和“雪勒空”的两个机构。孜勒空主要管理帕巴拉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寺庙,雪勒空主要管理帕巴拉管辖范围内的5个小宗、18个甲本头人。清代,帕巴拉所管大小寺庙50座,僧人4500人,百姓7635户。

  (2)察雅罗登西饶呼图克图 察雅罗登西饶呼图克图的驻锡寺庙是建于1621年(明天启元年)的烟多扎西曲宗寺,简称察雅寺。1652年(清顺治八年),二世罗登西饶·阿旺四朗伦珠被迎请到寺庙举行坐床典礼,标志着察雅罗登西饶活佛世系正式形成。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清朝政府正式册封了四世切仓罗桑朗结。

  从第四世切仓开始,逐渐形成了察雅政教合一的地方组织机构—察雅拉让。其最高统治者是玛贡切仓罗登西饶活佛。察雅拉让机构分别由政权机构和宗教机构两部分组成。“谢佐”是拉让的最高行政长官,听命于切仓罗登西饶执行政务。解放前,察雅拉让所辖寺庙44座、13个“打桑”区(本意为驿站或信使,后演变为察雅的相当于区一级的行政区划)、72名“果孜”头人。

  (3)类乌齐帕曲呼图克图 类乌齐最大的寺庙叫扬贡寺,俗称为类乌齐寺。扬贡寺是由桑吉温于1277年(宋景炎二年)创建的,属达垅噶举派寺庙。该寺最初实行家族世袭法嗣的办法来继承法台。17世纪始实行活佛制。1723年(雍正元年),清朝正式赏赐给第一世帕曲·阿旺扎巴称勒为“诺门罕”名号。1731年(雍正九年),清朝皇帝封帕曲为呼图克图,并封类乌齐为其采邑。在扬贡拉让下面有一个称之为“吉苏康”的办事机构。类乌齐寺势力最盛时僧人多达6000人、户数超万户。

  (4)八宿达察济隆呼图克图 达察活佛最初的驻锡寺庙是建于1473年(明成化九年)的八宿桑珠德青岭寺,简称八宿寺。后来,随着达察活佛地位的上升,逐渐将驻锡地移至拉萨的功德林。而桑珠德青岭寺,也随之成为功德林所属的一座寺庙。1632年(明崇祯五年),五世济隆阿旺曲吉旺秀应邀前往达察桑珠德青岭寺正式升任法座,标志着济隆活佛世系主持八宿寺。到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八宿寺及达察济隆受到康熙帝的册封。1676年(康熙十五年),五世达赖赐给第六世达察济隆八宿寺及所属庄园和属民后,始设八宿拉让机构。拉让最高职位叫“强佐”,意为大总管,由他主持八宿拉让的政教事务。“强佐”由拉萨功德岭委任。清代,达察管辖有18座寺庙、800余户属民。

  4、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辖的宗政府

  雍正年间,清王朝“筹藏”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四川、云南、青海与西藏地方界线的勘定。1725年(雍正三年)冬,川陕总督岳钟琪奏称:打箭炉界外之里塘、巴塘、察雅、昌都、云南之中甸,昌都外之洛隆、察隅、左贡、贡觉等部落,虽非达赖喇嘛所管地方,但洛隆宗离打箭炉甚远,若归并内地,难以遥制。其洛隆宗等部落,请赏给达赖喇嘛管理。1726年(雍正四年),朝廷官员鄂齐、班第会同川、藏、滇三方官员会勘地界,决定以金沙江西的宁静山为界,以西为达赖喇嘛的“香火地”,以东属四川,中甸属云南。与此同时,在昌都地区设立了由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辖的六个宗,其中江卡(今芒康)、官觉(今贡觉)两个宗为五品边缺,各设有俗官营官一人;洛隆、达尔宗(今边坝)、硕板多(今洛隆)为六品中缺,各设有俗官营官俩人;作贡(今左贡)为六品中缺,设有僧俗营官各一人;结顿(今边坝)为六品中缺,设有僧官营官一人。上述6个宗虽划归为西藏地方政府,但事实上不完全服从于西藏地方政府,仍有较大的自主权。

  5、宗族势力

  (1)“帕措” “帕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延续下来的一种宗族群体。“帕措”内部的关系以父系为主,财产由男子继承。父权在“帕措”家庭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传统的“帕措”制度中心在昌都地区贡觉县三岩一带。三岩为藏语音译,是指劣地或地势险恶之意。帕措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700年前。据解放初期的调查统计,原三岩地方和芒康地方共有帕措1419户。其中仅三岩有87个帕措群体,104个帕措头人。帕措之间争端的引发,一是日常生活中偶发的琐事,如酒后失言,斗殴逞强;二是因草场纠纷引起的争端;三是两性关系等有损本帕措声誉的事。帕措之间的争端发生时,一般先依习惯法向对方提出经济赔偿要求,对方同意,则事端平息。交接赔偿损失时,需请双方当事者以外的帕措头人,或是请一名喇嘛当公证人。若受害者一方认为赔偿条件不够,或一方认为赔偿条件苛刻,双方达不成协议时,便开始打冤家,进行复仇械斗。械斗方式有偷袭、决斗、征讨等形式。复仇械斗,一般都是代代积怨,无休无止,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2)“果巴” “果巴”是传统的民间宗族群体的名称。这种群体以父母双亲血缘关系为纽带,通过联姻不断传承延续。它与帕措不同的是不仅以父亲血缘为传承,而且还承认母亲血缘关系。果巴的分布范围比“帕措”广得多。其头领由果巴中家庭经济势力雄厚、善于辞令、说话能起作用的大户人家担任。

  二、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特点

  一定的文化总是与一定的地理生态环境相联系,同时,地理环境的差异也是导致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昌都地处藏、川、青、滇结合部的民族走廊与文化交流通道。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是传播文化的先决条件。昌都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开放和宽容的心态。这一心态不仅从四五千年前的卡若文化遗址中透露了出来,而且从建筑、古道、地方政权、宗教领域,以及在意识形态中同样延续了下来。当然,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相互的、双向的。


  1、从考古发掘的文化中透露出来的多元文化信息

  众所周知,卡若遗址是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现的第一处原始村落遗址,也是迄今为止西藏境内发掘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新石器遗址,被学术界公认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之一。1996年,卡若遗址以它重大的学术价值提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卡若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1978年和1979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会同有关部门,两次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共清理出房屋遗址28座,道路2条,石墙3段,圆石台:座,石围圈3座,灰址4处,出土各类石器7968件,骨器366件,陶件2万余片,装饰品50余件,以及部分粟米、动物骨骼等。

  考古学家根据卡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析,卡若先民在创造自己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的同时,也接受和学习周边地区的文化。如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和云南元谋大墩子的原始文化有渊源关系。而粟类谷物和贝壳的发现,说明了早在四五千年前,卡若先民至少间接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原始农业和海洋文化的影响。

  石棺葬是流行于横断山脉藏东、川、滇、青结合部的一种远古文化现象。石棺葬在昌都、贡觉、芒康、边坝、丁青等县均有分布。其中年代较早的是位于卡若区城北5公里处晚于卡若遗址的小恩达遗址。经1986年考古试掘,在该遗址中发现一座石棺墓,出土人骨架和双耳陶罐1件。稍晚于小恩达石棺墓的有贡觉县香贝石棺葬。1986年西藏文物普查队在香贝清理5座石棺葬,出土随葬品1件,其中陶器10件,铜器2件。陶器中数量最多和最典型的器物是双耳罐,共出土6件。新近发现的昌都沙贡古墓也出土了双耳罐霍巍教授在其所著的(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中指出:“西藏的东部地区,从史前时代一直到早期部落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早期金属时代),看来都一直与西北地区的考古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像昌都小恩达遗址和贡觉香贝所出土的石棺墓葬中,都出土有一种小平底的双耳罐,与黄河上游的原始文化同类器物十分相似;同时,可能也与川西—滇西北高原的考古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以上考古发掘都证实昌都一带是远古文化交汇、碰撞的重要地方,也表明了昌都文化经历了多元一体的漫长历史过程。

  2、遗存在建筑和古道上的多元文化色彩

  ①建筑物上的多元文化 建筑是时代的写照。寺院建筑是西藏建筑艺术中的精华,由于它集中了藏族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所创造和积累的工程技术和文化艺术两方面的智慧,因此,最能反映昌都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演变过程。吐蕃时期,在昌都贡觉县的通夏寺,有一座造型独特的三层殿堂,第一层为藏式、第二层为印度式、第三层为汉式建筑,屋顶为单檐歇山式,盖有琉璃瓦。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当年文成公主为镇压女魔四肢关节而修建的镇女魔左掌心寺。对此是否属实,我们一时无法证实。但关键的是通夏寺融合了藏、汉、印的建筑风格,这点则是很重要的。昌都噶玛寺大佛殿建于1264年(宋淳熙十二年)。大佛殿高三层,下部为土石结构,上半部分为汉式单檐歇山式琉璃瓦。屋檐正中是藏族工匠设计建造的“博森格巴堆”,意为藏族狮爪型飞檐;左边为汉族工匠设计建造的“甲却森哲堆”,意为汉族龙须型飞檐;右边为纳西族工匠设计建造的“羌隆钦纳堆”,意为纳西族象鼻型飞檐。这三种飞檐以藏、汉、纳西族三个民族喜爱的动物为特征,非常和谐地统一在汉式歇山式的屋顶下面。类乌齐查杰玛大殿建于1320年(元延祐七年),历时6年完成。为了把大殿建造得雄伟壮观,高僧吴金公布不惜重金,特意从尼泊尔聘请工匠,参与大殿的设计和建造。洛隆硕般多寺周围建有宽厚的院墙,险要地方有防御外敌的岗楼炮台,是明显参照了汉族长城建筑的格式。上述汉式歇山式大屋顶建筑技术、斗拱技术、雀替技术等,显然是受了汉式传统建筑技术的影响。从以上列举的建筑中可以看出,昌都建筑不仅受到了汉族、纳西族的影响,而且也大胆借鉴了包括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国外建筑的精华,进而丰富和发展昌都建筑,使其成为藏族建筑艺术中别具风格的经典性建筑。

  ②古道上的多元文化 古代的三个通道即民族走廊、唐蕃古道、茶马古道,作为古往今来民族迁徒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有容纳、传播、交流和连接等多方面的功能。按远古人类向四方迁徙的路线来看,任何古道的形成基本上是沿着江河或山脉的走向而形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军事扩张,以及文化交流的需要,开始遇河架桥、逢山开路。而昌都地区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大江大河的走向为开拓昌都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昌都地区成为各种文化的交汇点和融合之地成为可能。

  吐蕃王朝时期,青藏高原地区的交通网络业已形成,南通尼泊尔、印度,西通中亚,北通西域,东与川滇相连。川藏道有南北二道,北道由维州、松州,南道由雅州、黎州、嵩州,南北两道在昌都会合,然后北取边坝到拉萨或南取林芝到拉萨。滇藏道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一支,以云南普洱为起点,经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昌都盐井。川藏和滇藏两条古道在昌都汇合后再往拉萨延伸。所以,昌都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以上两条古道在昌都境内的走向大致经过今芒康、察雅、昌都、洛隆、边坝,然后到拉萨;或者由芒康到察雅、昌都、波密、再至拉萨。其依据如下:

  其一,在今芒康县盐井乡有一条叫扎国徐的山沟,在一巨石上雕刻有四尊人像。当地百姓说居中者为松赞干布,左右二人即文成、墀尊两位公主,旁边侧立者是大臣噶尔东赞。从雕刻风格和局部特征看,它有吐蕃时期雕刻的印迹。

  其二,在芒康县邦达乡的拉堆也有内供圆雕大日如来和八大随弟子像的殿堂。当地群众称此为文成公主进藏时所雕刻。有关研究者也认为:“造像的头冠和服饰反映了地道的唐代早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西藏早期的吐蕃石刻风格大相径庭,这批造像很可能是汉地工匠所为”

  其三,勒刻于804年(唐贞元二十年)的察雅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及藏汉铭文,其无疑为吐蕃时代之作品。仁达丹玛摩崖造像位于昌都地区察雅县旺布乡境内丹玛山崖。造像下面有吐蕃时期凿刻的藏文铭刻和数十个汉字。藏文95%的文字很清楚,汉文除“出老法藏为父母”、“大蕃国”、“匠浑天”、“同料僧阴”等以外,大多己漫漶不清。

  以上三处具有代表性的早期石刻艺术品,均位于古代昌都地区的交通要道上,为我们考证这条路线提供了确切的依据。据《洛绒教法史》记载,1441年(明正统元年),第六世噶玛巴通瓦顿登在现今昌都噶玛寺讲法。后经芒康到“窝额”(今察雅县香堆一带古地名)朝拜弥勒佛。尔后,他经“崩”(今芒康县莽岭乡)到巴塘等地传教。其传法所走路线,恰好是古时茶马古道。祖籍昌都芒康的邦达多吉,就是在古道上经商后成为西藏巨商的。

  3、遗留在地方政权中的多元文化因素

  在元、明、清、民国时期,昌都作为封建割据势力的地区,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和地方势力。他们以荣获朝廷的赏赐名号、匾额,作为巩固自己政权和势力的重要手段。如元朝时的亦思马儿甘万户;明永乐帝封赐给馆觉头目南噶监藏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封芒康为磨儿勘招讨司,贡觉乃竹万户府,为馆觉斡即南哥授予了护教王。到了清代,昌都不仅有帕巴拉在内的四大呼图克图,而且为众多僧俗封了各种呼图克图、诺门汗、安抚使、千户、百长、百江等名号。解放前,昌都有势力的政治组织或头人、教派首领,之所以割据一方、自成一体,都无不得益于历代中央王朝的扶持与赏赐。同样在赏赐的名号上也深深留下了汉、满、蒙等多元文化的烙印。有关元明清时期对四大呼图克图和三十九族、拉多土司等头领的受封情况,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封建割据的特点中已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在昌都境内,曾受到历朝历代封赐的寺庙很多,康熙帝于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书赐八宿桑珠德庆寺名为“郭巴佐吉寺”。雍正帝于1723年(清雍正元年),赐类乌齐寺庙为“格培拉康”庙名。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为昌都强巴林寺书赐“祝厘寺”庙名。至今现存的汉匾有:乾隆帝王1709年(清乾四十八年)御赐给察雅香堆大殿“阇黎净地”的匾额,1794年(清乾隆五十九年)驻藏大臣松筠为边坝丹达庙题赠的匾额,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驻藏官兵为左贡田妥寺所赠的“神恩远荫”;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汉官为多拉多石刻赠赐的藏汉两种文字的“西域上乘”;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驻藏官兵为边坝寺赠送的“惟德动天”,以及硕般多关帝庙的“神目如电”的匾额等。在经书中,类乌齐寺和噶玛寺珍藏有来自印度的贝叶经。贡觉祝志寺珍藏着云南丽江朱印版《甘珠尔》经。在当地对此有个形象而特殊的书名《甘珠中盖玛》,意为梯形的甘珠尔经。因为每部经书打开后,折叠式的经书犹如梯形联成一片,故称之。该书有藏汉文目录,标明印于“大明天启三年佛成道日(1623年)”。据说原有108部,现只剩64部。其中有纳西木增王于天启三年写的《大藏经序》。

  4、保存在宗教中的多元文化成分

  在这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表现在包括西藏原始苯教在内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并存的现象上 据解放初期的一份调查统计表明,昌都地区共有宗教活动场所797处,僧尼43389人。其中苯教90处、宁玛派212处、噶举派117处、萨迦派52处、格鲁派322处、伊斯兰教1处、天主教1处。昌都众多的寺庙中,孜珠寺是苯教早期的修行地方,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通夏寺是萨迦派的早期寺庙,建于1096年(宋绍圣三年);学寺是玛仓噶举的祖寺,建于1167年(宋咸淳三年);噶玛寺是噶玛噶举的祖寺,建于1185年(宋淳熙十二年);类乌齐扬贡寺是达咙噶举的主寺,建于1277年(宋景炎元年);强巴林寺是康区最大最早的黄教派寺庙,建于1444年(明正统九年);角克寺是西藏最大的尼姑寺,原有尼姑700余人。北京雍和宫的第一任堪布是昌都八宿寺达察第七世活佛洛桑巴登江村。昌都寺庙多、教派多的现象,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昌都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

  ②表现在世界三大宗教在一个地区并存的现象上 在一个地区内拥有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的寺庙殿堂在西藏有昌都一地。昌都清真寺位于玛唐坝中央偏东方向,该殿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形式。但正中殿堂为白色弯窿屋顶,整个清真寺周围布置了礼拜大殿、学房、阿旬住房、沐浴间、厨房、客房、月台等建筑。大殿的门上悬挂着蓝底金字大匾。在内殿上方挂有“独一无二”四字的大匾。

  天主教堂位于芒康县纳西乡上盐井村,是西藏惟一的天主教堂。19世纪60年代由法国巴黎传教士邓得亮神父所建。教堂为土木结构,原为三联圆弧形拱顶,1987年修复时改为藏式平顶建筑。从建教堂到1950年,先后有17位外国传教士来盐井传教。在高高的教堂里面挂有巨幅耶稣像。教堂内的壁墙和柱子上挂着圣母和耶稣的“圣心图”。教堂里,每周都要做礼拜,念已译成藏文的《圣经》。当地群众生了小孩后要到教堂请神父主持洗礼,在婴儿前额上用圣水画一个十字架,而后起圣名。盐井是西藏惟一的纳西族自治乡的所在地。该乡大约有130余户、700多名信奉天主教的藏族信徒。令人费解的是信天主教的都是藏族,而纳西族则信仰藏传佛教,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成了一个难解的奇异文化现象。世界三大宗教在一个地方并存的现象,同样说明了昌都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5、留存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多元文化成分

  ①绘画雕刻艺术上的多元文化 早在吐蕃时期,昌都察雅仁达摩崖造像就是藏汉工匠的合璧之作。其影响不仅体现在藏文石刻铭文中记载有三位汉族工匠参与,而且从绘画风格和题材上看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芒康拉堆的石雕群像,造像的头冠和服饰体现了地道的唐代造像艺术风格。以上两处均属于唐代石刻。之后的石刻就更多了:如清乾隆年间驻藏大臣保泰途经洛隆时,刻于加玉路旁的一首七言律诗,至今保存完好。又如1783年(清光绪十五年)清朝官员王葆恒撰刻的《丹达山神记》石碑。该碑记述丹达王神庙是为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云南解饷委员彭元辰参军送饷殉职后特建的碑刻。1909年(宣统元年),题刻于左贡县东坝乡的“飞凤岭”,江达县同普乡317国道旁岩石上有于1912年(民国元年)同普李知事所题的“普水”两个大字,以及在察雅香堆大殿寺门两侧的残缺石碑和洛隆硕般多原营讯台官兵所立的石碑等至今犹存。汉族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碑刻、匾额、印章等也通过朝廷的封爵赐号进入昌都,为昌都文化艺术输入了新的成分。

  早在12世纪初,昌都噶玛乡一带就有人从事绘画艺术。16世纪中叶,扎西三氏在原“美宁”、“美莎”画派的基础上,吸收了内地风景画的技法,在噶玛创立了独特的“嘎学噶志”画派。由于该画派与汉族风景画融为一体,故自成体系,成为西藏三大画派之一。至今仍然焕发出艺术的勃勃生机。

  ②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中多元文化的融合 昌都多元文化的融合,不仅体现在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而且也表现在藏族内部各地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上。藏戏是产生于卫藏地区特有的剧种,昌都人民从卫藏地区学习藏戏的同时,并没有照搬照套,而是改编和融合成为昌都人民喜爱的艺术剧种。在唱腔上昌都藏戏融合了昌都的山歌和卓舞音乐;在剧本上除继承传统的八大藏戏以外,还根据昌都观众的需要创作了《拉鲁普雄》、《嘎拉旺布》、《罗登西饶传》等剧本,使昌都藏戏成为西藏藏戏中独立的一个剧种。昌都藏戏虽然来源于卫藏一带,但它已是昌都化了的藏戏,既把昌都一带的文化艺术和风土人情有机地融合在剧情中,又使得昌都藏戏的唱腔和动作都烙上了康巴人粗犷、豪放、质朴的性格特征。同样,在噶玛寺跳神和江达藏戏中有称之为“甲羌”的汉舞,衣着皆为清兵,但其动作已是藏化了的“汉舞”。又如寺庙宗教仪式中,拔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打击乐器。昌都不少寺庙中,把大明永乐年间和宣德年间,特意为西藏制造加工的绘有双龙戏珠和铭文的合金钹作为镇寺之宝而珍藏,同样也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6、昌都众多的行帮组织,是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历史产物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多次对西藏用兵。昌都镇是清军进藏的必经之地,故建有营讯台站,驻有清兵。久而久之,不少清朝文武官员娶藏族姑娘落籍昌都,至清末,在昌都约有“三百余家”。1917年(民国6年),西藏地方军队与驻守昌都的边军之间发生冲突,进而引发了藏汉之间的矛盾。当时昌都汉民人数少,为自卫和互济,于是成立了各种行帮组织,在此组织中,除了留居昌都的汉回族外,也有不少世居昌都的藏族入盟,有些纯藏族的民间组织,如妇女结拜会等,显然也是受了汉族行帮组织的影响。

  ①孝义会 藏语称之为“甲喜巴”,意为“汉族公共的帮会”。该会成立于何年,已无档案史料可查。不过也有两种说法可参考:一说成立于清乾隆年间;一说成立于土马年的1918年(民国7年)。

  凡在昌都的汉族和回族,只要缴纳一定的基金后即可自由参加该会。当初登记薄上有近百名会员。该会的组织管理形式分为会首制和管年制。设有会首2人,任职时间一般为8年左右。管年人6人,每年一换,轮流做庄。管年人在会首的领导下,主要职责是筹措会务基金,维护汉回民利益,帮助料理红白喜事,组织有关活动等事项。该会敬奉比干神。

  孝义会的主要活动有:一是每年春节时,组织会员到昌都噶厦政府和昌都寺庙舞龙灯、耍狮子舞。二是每年的清明节,抬城隍菩萨出巡,绕城一周。这一天,由孝义会出资为全体会员组织昌都城西的城隍庙聚餐。同时,这天要进行扫墓活动。三是其他节日,如农历五月五日的端午节、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时组织活动。四是对昌都噶厦政府新旧“萨旺”(昌都总管)的迎送活动。

  ②白拉提 它是昌都回族的民间帮会。1923年(民国12年)创办,有会员20余人。凡参加该会组织的人,遇到婚丧嫁娶时,由会友们出资帮忙。主要活动有:每年3月1日—17日的集体礼拜;4月为斋期;7
月13日为聚餐日;8月13日念经聚餐。

  ③妇女结拜会 它是昌都镇部分汉族后裔妇女社交的民间组织,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该组织在未成立时,由情投意合的姐妹组成。一旦组合后,一般就不再接纳新成员。结拜会所有成员之间是平等的,无固定的负责人。每年轮流由称之为“涅巴”的两位管事人负责。每年的主要活动有:一是盛夏时到野外耍坝子;二是冬季时到某个会员家中聚会一次。其目的是通过活动达到相互倾吐甘苦、巩固友情的目的。

  ④三圣会 1919年(民国8年)创立。最初会员有30人,1950年时有会员28人。凡在昌都的汉回族后裔均可自愿入会,但要交一定的会务费。会首4人,一年一换。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要到昌都城中的关
帝庙敬关羽,同时举行耍狮子等活动,全体会员聚餐一次。

  ⑤青年会 成立于1947年(民国36年)。会员全系昌都汉族后裔中的青年。有会首2人。主要活动为农历六月八日的耍坝子。1950年时有会员13人。

  ⑥孙膑会 成立于1945年(民国34年)。会员全系昌都的汉族和回族中从事皮匠手工艺的人。主要供奉孙膑神。该会系行业性的民间组织。孙膑会每年的主要活动为:农历九月十三日,集中全体会员敬孙膑神,举行祭拜活动,同时,由该会出资聚餐一次。

  ⑦仁和会 该会标榜正义感,由富商组成。1950年有会员9人。设会首2人。六月八日的耍坝子是该会的主要活动。

  ⑧至义会 何时成立不详。昌都解放前夕,该会与孙膑会合并。

  ⑨邦达朋友会 也称邦达兄弟会,成立于1955年,是由邦达家族成员邦达多吉亲自组织的帮会组织。成立邦达朋友会的目的是“为使地方上不发生大的械斗,确保团结与平安,同时在无辜蒙难受害时能互相帮助”。朋友会的头人叫四大兄弟,其中大哥的证印为凤凰,二哥的证印为兔子,三哥的证印为猴子,四弟的证印为大象。凡新参加本会的人员,均要虔诚地宣誓。宣誓完毕后,要签字盖章并按手印。各宗和各商会的全体兄弟,均在每年藏历五月十五日世界焚香日这天,在各自的住区举行集会,亦可筹资聚餐和欢度夏令节日。

  以上行帮组织的一些文艺活动,如舞龙灯、耍狮子舞,到土地庙打卦抽签,以及听咕咕节等,已不同程度地融入到世居昌都藏族居民的生活当中。

  7、昌都众多的汉族寺庙道观,是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产物

  据有关资料和调查了解,在解放前,仅昌都镇内设立的与汉回民族有关的寺庙道观有:清真寺、城隍庙、土地庙、川主庙、关帝庙、玉皇阁、观音阁、龙王庙、万寿宫、普安堂、陕西会馆、云南会馆等十几处。这在西藏其他地方是极为罕见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城隍庙、土地庙、清真寺等。

  城隍庙位于昌都城玛唐坝的西南面,大殿坐北朝南,左右各有一个厢房,房顶系汉式人字形屋架,内供城隍菩萨,两旁分列判官、小鬼等。在厢房内塑有喜神和殃神,显得阴森恐怖。据知情人回忆,当时在殿门上悬挂有道光年间题写的汉文匾:“赏善罚恶”,大殿两侧的盈联为“奸深似海神能察;法重如山汝怎跳”。在昌都玛唐坝中央建有土地庙。庙门上方悬挂有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的“无缘不成”的匾额。庙内供有笑容可掬的土地爷和土地婆,左右各塑有一个童男童女。供有“皇帝万岁”牌子。平时,不仅有汉族和回族的群众经常到土地庙打卦抽签,而且不少藏族也认为很灵验,纷纷前去抽签。

  三、封建割据地和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及其成因

  特殊的封建割据地和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之间的关系,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讲,是政治制度上的封闭与文化意识上的开放问题,两者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前者要在政治制度上维持封建割据,后者要在文化意识上提倡交流与融合;前者搞封闭,后者要开放;前者拒绝外来文化,后者吸纳外来文化,可见两者是矛盾的、对立的。之所以说是统一的,是从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或者说从自身的利益来讲,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统一的。封闭是为了维持统治者的利益,开放是为了更好地达到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昌都多元文化的形成,也与康区人民豁达向上、追求幸福自由生活的理念有密切关系。

  封闭与开放这一对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恰恰在横断山脉、三江流域的康巴大地上却那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康区昌都历史文化令人费解的,而又让人久久回味的一个奇异的文化现象。这种有趣的文化现象的形成,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

  1、地缘的因素

  一是昌都地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交通不便是造成封建割据局面的主要因素。越是山川阻隔、交通闭塞、自然条件险恶之地,越是封建王朝鞭长莫及或不易直接控制之地,也恰好为封建割据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温床。

  二是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昌都境内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了一道南北走向的深沟峡谷。这些深沟峡谷宛如一条条沟通我国西南地区交通的天然通道,成为古代部落人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的场所。这种地理形态不仅为昌都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也为其与毗邻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所以,地缘因素既为昌都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创造了自然地理条件,也为昌都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2、经济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因素

  传统的昌都经济从本质上讲,是比较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昌都多数地方属半农半牧的经济,即便生活在河谷地带的农民,也饲养着一定数量的家禽。应该说农牧结合的经济是昌都人民为适应高寒自然环境和自身生存需要而选择的适宜经济形态。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是多样性的社会组织。从总体上讲,解放前昌都一带虽然处在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发展阶段,但其具体的社会组织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帕措”和“果巴”组织,又有世俗部落联盟的丁青等地的三十九族部落、拉多土司等组织,更有典型的政教合一的昌都帕巴拉、察雅罗登西绕、类乌齐帕曲、八宿达察济隆等四大呼图克图并存。之所以存在这种多样性的社会组织,主要是由昌都半农半牧的经济决定的,同时受封建割据的地方势力所制约。多样性的社会组织,必然要有多样性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多样性的文化,必然会从其他民族中吸收、借鉴适合自己需要的文化,进而推动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昌都农牧结合的经济发展制度和多样性的社会组织,是昌都封建割据地方和多元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3、与中央历朝历代的治藏政策有关

  自元朝以来,历代中央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对包括康区在内的藏区采取了削弱地方势力  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以夷制夷”、“多封众建”、“分而治之”。其削弱的方式有武力征讨、出使招抚、政治分化、扶持宗教、羁縻统治、土司制度、封赐名号等。昌都地区较有势力的封建割据地方之所以延续到解放前,无不得益于历代中央王朝的扶持和封号赐名。昌都众多的社会形态中除“帕措”和“果巴”组织外,其余社会形态组织都是中央政府封赐后壮大势力而成为一方割据势力的。三十九族部落的千户和百长虽是世袭的,但必须由清王朝政府或驻藏大臣赐封认可;拉多土司是元明清等政府历代赐封的;昌都帕巴拉、察雅罗登西绕、类乌齐帕曲、八宿达察济隆等四大呼图克图等名号都是清中央封赐的。

  4、封闭与开放这对矛盾的统一体,怡好也是康区昌都文化独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政治制度上,康区昌都僧俗统治者具有封建割据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自主称王的特性。在这点上,昌都的统治者是封建的、守旧的,因而也保留了很多传统的理念。但在文化意识上,却采取了比较开放的、宽容的心态,为康区昌都文化走向多元文化提供了可能。同时,康区昌都人民乐观豁达、快意人生、崇尚自由的性格是康区昌都文化最终走向多元文化的决定因素。昌都人民乐观豁达向上的性格特征,必然会冲破统治阶级的羁绊和高山大水的阻隔,走向广阔的外部世界。所以,他们总会采纳并融合世界上适合于自己审美标准的优秀文化遗产来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这就是昌都文化中为什么包含有以内地汉族文化为主的,同时还有满族文化、纳西文化、蒙古文化,以及西藏周边的尼泊尔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等的重要原因。昌都文化正是在博采众长、融合贯通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具有藏族康区昌都特色的本土文化。

  综上所述,昌都文化之所以保留不少藏族传统文化古老的成分,与昌都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有关;昌都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特点,由昌都人民豁达向上的性格所决定。昌都文化正是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碰撞、交汇、挑战、融合中向前发展的。这就是昌都文化多彩多姿、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说明:本文所用资抖中,有关昌都部分均系笔者长期实地调查所得。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简介]土呷,藏族,《昌都地区志》总编(昌都 8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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