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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民歌的起源与发展

2014-04-10 14:55编辑:admin 来源:今日西藏昌都 评论:点击:

  早在西藏文字出现以前,民歌作为口头文学的民族形式,已经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了。藏文产生和运用后,不仅促进了藏民族社会的进步和文化发展,民歌也因此被文人充分采用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从发现的藏文文献中看,古代藏族人民的语言交流,常用民歌作为表达方式。敦煌古藏文史书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苏毗部落大臣韦·义策和娘·曾古归顺于吐蕃部落首领达日聂司(即松赞干布之祖父),二人在回归路上,娘·曾古讲(唱):

  汤文大河之岸,雅鲁藏布对岸;有一人,人之子,实乃天神之嗣;唯天子方能驾驭,唯鞍鞯才能驮运。义策和曾古昼藏野猪林,夜入堡寨,业同盟誓。当地群众察觉后,唱道:杰士坐骑骏马,白昼藏于猪林;夜晚潜行堡寨,敌人乎?友人乎?

  从这些记载的文字来看,起码在六世纪的时候,藏族民歌作为语言交流使用,应该说已经很平凡了。但是,这只是在公元六一0年(达日聂司时代),文字尚未产生之时,民间流传的民歌样式,是群众的口头创作。以直述达意,以朴实见长,谈不上更多的艺术手法。

  有文字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民歌开始运用比兴手法,更形象更生动,更有艺术感染力了。

  以后,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大量采用了“鲁体”民歌形式。十一世纪后期,米拉热巴创作了具有特殊风格的“道歌”。“道歌”虽是诗人之作,却是“鲁体”民歌形式。据史书记载,米拉热巴少年时候非常喜欢民歌,因此在他的“道歌”中采用“鲁体”民歌形式,致使许多诗句在民间广为流行、传至今日,是很自然的。将敦煌藏文史书记录的民歌与米拉热巴的“道歌”(藏文)作比较,不难看出,从古代藏族民歌发展至这一时期,文人诗作中的“鲁体”民歌形式,变化和推进是明显的。这是西藏诗歌史上“鲁体”民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公元十七世纪初叶,有个叫丁青次仁旺堆的人,改编一出藏戏剧本《诺桑法王》。在这个剧本中,他引用了不少“谐体”民歌。这种民歌形式,不论在格式、音节和句数上,都发生了与“鲁体”民歌不同的变化,有了很大进步。这样,就文字记录依据看,至少在十七世纪以前,就产生了后人称为“谐体”民歌的形式。十七世纪末,六世达赖仓央加措创作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情歌”,经过二三百年的传抄、传唱,已深为群众喜爱,有的已成为民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前能搜集到的有六十四首。“情歌”的语言朴至少清新,与现代的“谐体”民歌在形式上没有区别,都是运用四句六音节的“谐体”形式写成。可以说,仓央加措“情歌”的广泛流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谐体”民歌的繁荣和发展。这在藏族的诗歌史上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

  “谐体”民歌产生于“鲁体”民歌之后,从结构和形式来看,“谐体”民歌是由“鲁体”民歌发展而来的,是“鲁体”民歌的派生的一支。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歌流传越来越广泛,而它的形成也越来越趋于完善,语言更精炼,音韵节奏更鲜明,易记易唱。这就是西藏民歌中“鲁体”与“谐体”发展变化、一脉想承的结果。

  西藏民歌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本身的演变,依然具有可诵、可唱并能随歌伴舞的特点。所以,人们往往一谈到民歌,便容易牵连到音乐和舞蹈方面,这是正常的。但有些人常常把民歌与乐曲、舞蹈在概念上混淆。事实上,西藏民歌与音乐、舞蹈是有很大区别的。按其结构和表达形式分,西藏民歌可分为“鲁”(亦称“古如”)和“谐”两大类。

  “鲁体”民歌又分为“拉鲁”--山歌和“卓鲁”--牧歌。文人诗歌(如米拉热巴的“道歌”)与“鲁体”民歌是相同的,西藏的佛教经文“措鲁”也近似于“鲁体”民歌。“鲁体”民歌一般句数不等,有三五六句,多至十余句,每句的音节相等,一般六至十一个音节。其节奏特点是XXX XX XXX ,段与段、句与句之间相互对庆形成相对稳定的程式。这种民歌形式应用,早在八世纪的时候就是文字记载,可以说是西藏民歌中最早的一种类型。

  “谐体”民歌品种较多。从地区划分,“堆谐”棗流行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康谐”--流行于昌都以东的藏区;“巴谐”--即巴塘弦子。从内容与形式来分:“谐青”--颂歌,专在仪式、典礼上唱;“达谐”--箭歌“热谐”--铃鼓舞中唱歌“ 谐”--酒歌;“次加”--对歌;“兑谐”(或称“杂鲁”)--情歌,等等,“谐体”一般每首四句,有时六句,但均偶句。每句六个音节,分三顿,每顿二音节,节奏是 XX XX XX

  对藏族民歌的称谓,甘、青、川、藏等省市的藏族地区各有不同。就西藏来说,各地叫法也有不尽相同的;这仅是方言叫而已,而内容与形式基本不外乎“鲁体”与“谐体”之类,在此就不作详细阐述。

  来源:今日昌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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